【電影/專訪】當一個人經歷了慘痛的事情，之後要怎樣好好生活？《若問世界誰無傷》的主角李主仁（徐粹彬 飾），大概跟你想像中的性暴力受害者很不一樣。電影一開場，你就見到她和男友激吻，在學校和朋友吵吵鬧鬧，談話內容百無禁忌。她活潑、熱情，有時甚至帶點攻擊性，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大E人」。當這樣一個看似順風順水、過得頗為幸福的人，突然跟你說，其實她曾經遭受過性暴力，你會相信她嗎？

這是韓國新銳導演尹佳恩相隔六年帶來的第三部長片，獲金像導演奉俊昊點名力讚為「傑作」，更稱她是「韓國新一代最令人期待的女導演之一」。有別於前作《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家》以兒童視角探討友情與家庭，這次她將鏡頭轉向了 17 歲的青春期少女。

故事講述性格難以捉摸的高中生主仁，原本過著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她談著青澀的戀愛、照顧年幼的弟弟、分擔校長媽媽（張惠珍 飾）的重擔。然而，一紙反對性暴力罪犯重返社區的聯署聲明，打破了平靜，那些潛藏內心的傷疤再次湧現。

適逢導演來港出席映後談，我們抓緊機會，請她分享這部作品背後的創作理念。

問：首先想請教關於片名的含義，《若問世界誰無傷》韓文片名直譯是《世界的主人》（韓文原名《세상의 주인》），而主角的名字也叫「主仁」（Joo-in，韓語中與「主人」同音）。這是一個雙關語嗎？在這個故事裡，你覺得主仁最終成為了自己世界的主人嗎？

尹佳恩： 是的，這確實有雙重意義。韓文片名《世界的主人》既是指這個故事，也是指主角的名字。

其實這個片名並不是為了這部電影才想出來的，大約在 15 年前，我就在構思另一個故事時想到了這個名字。當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雙關語，心想總有一天要用上。後來在創作這部電影的過程中，原本有別的片名，但某天我突然覺得，這部電影才應該叫《世界的主人》。

為什麼呢？因為在世俗眼光看來，像主仁這樣一個年紀尚輕、身材嬌小，且經歷過性暴力創傷的女孩，往往被視為弱者。大家不會認為這樣的人能成為「世界的主人」。正因如此，將這個宏大的名字賦予這樣一個看似脆弱的個體，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諷刺與張力。

至於她是否成為了主人？我認為是的。主仁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成為自己人生的主人。因為她有勇氣將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傷痛說出來，並且接受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同時她也認知到：這個傷痛並不是我人生的全部。能做到這一點，她就已經找到了成為自己世界主人的方法。

問：電影中的主仁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形象，她有時帶點攻擊性、會開玩笑、甚至有些自私。請問你在塑造這個角色時，是如何考量的？

尹佳恩： 我不想把她寫成一個刻板印象中的受害者。就像一個犯了錯的人，他的人生並非全由錯誤組成；同樣地，一個受過傷害的人，也不代表她的所有行為都是正確或善良的。

我想呈現的是一個「普通人」。她在年幼時遭遇了性暴力，這是事實，她也在努力將這份經歷納入自己的人生。但與此同時，她依然會犯錯、會後悔、會談戀愛、會傷害喜歡的人，也會對小孩子發脾氣。我希望觀眾看到的是一個擁有多面性的、平凡的人，而不是一個被標籤化的特殊符號。

問：你之前的作品主要關注兒童，這次則轉向了 17、18 歲的青少年。聽說劇本準備了六年，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取材過程？是如何將視角從兒童轉移到青少年的？

尹佳恩： 這部作品的籌備時間確實很長，這期間我也感覺到原本關注的孩子們長大了。

這部電影的起源，其實是我很想探討女性青少年如何用「身體」去碰撞和探索「性」這個議題。最初我考慮過設定為初中生，但這在電影製作上面臨現實困難，要讓初中生演員拍攝涉及身體接觸或親密關係的戲份，既不安全也不合適。

所以我將年齡層提高到高中生。這樣我們可以與接近成年的演員合作，在安全的環境下拍攝，同時這個年紀的角色也更能展現出主動探索戀愛與性的意志。

關於取材，我並不是一開始就鎖定「性暴力」或「創傷」來研究。起初，我是在圖書館查閱大量關於 10 多歲青少年真實戀愛、性經驗的資料，本以為會寫出一部青澀的青春電影。但在調研過程中，故事越寫越沉重，不斷有暴力的元素闖入。我反覆地寫了又推翻，在這個過程中，主題逐漸從單純的「性與愛」，轉向了「性暴力」，最後聚焦在「受傷後的恢復過程」。

問：電影前半段展現了非常活潑的校園生活，主仁會和朋友開玩笑、談論戀愛，這是一種生存策略嗎？還是為了與後半段的沉重形成對比？

尹佳恩： 我其實是用一種很單純的視角去接近：「這個孩子現在的日常是怎樣的？」

主仁是一個衝動的女孩，她在學校裡和朋友玩鬧，甚至半開玩笑地把自己受害的經歷像丟石頭一樣扔進平靜的湖水裡。雖然這引發了後續的風波，但我認為主仁本質上沒有變，她依然在過她的生活。變化的其實是「周遭的環境」，當她說出真相後，朋友們看待她的眼神變了。有的朋友無法理解，有的朋友雖然動搖但最終接納了她。我想描繪的是，主角依然是那個主角，但周圍的世界因為這件事而產生了反應和變化。

問：片中美都的角色，既是跆拳道館的前輩，也是受害者團體的成員。這個角色的設定，是否作為主仁的一種「鏡像」或未來的投射？

尹佳恩： 是的。我在構思時就在想，主仁經歷了這些事，要如何才能健康地長大？除了家人的支持，她還需要什麼？

我認為她需要一個「姐姐」。這在韓國社會或我的個人經驗中很重要，那種不是朋友，但比你年長、能引導你的「鄰里姐姐」。美都是主仁憧憬的對象，帥氣、有力，但後來發現她也受過同樣的傷。這讓主仁第一次有了可以坦誠傾訴的對象，甚至比對媽媽更早開口，這是一種屬於女性之間的情誼。

關於法庭那場戲，我想展現一種現實的悖論。平時的美都非常帥氣，會罵男朋友、會保護主仁。但在法庭上，當她必須陳述那些理所當然的受害事實時，她卻變得比誰都渺小、無力。我希望這場戲不要過於煽情，而是冷靜地呈現出受害者在司法體系面前的真實處境，高旻示演員非常出色地詮釋了這一點。

問：男同學秀浩發起了連署運動，出發點是正義，但措辭卻對主仁造成了二次傷害。你如何看待這種大眾視角下的「正義」？

尹佳恩： 我並不認為秀浩是壞人，也不覺得他的行為完全錯誤。他代表了社會大眾，甚至是部分受害者自己內化的一種刻板印象。

連署書中提到「靈魂被摧毀」、「無法洗刷的傷痛」，這些詞彙有時確實是受害者為了表達巨大痛苦而不得不使用的語言，因為找不到更精準的詞了。所以有些受害者會認同這些話。但我想提出的是另一種可能性：受害者本人可能會覺得這些話是錯的，不希望被定義為「靈魂破碎的人」。這場戲是為了讓受害者自己的聲音與社會既定的「正義語言」進行對話。

問：電影中的男性角色，如父親和男朋友，似乎都傾向於逃避或無力應對。這是你對父權社會的一種觀察或批判嗎？

尹佳恩： 這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為了呈現「現實」。

現實中很多案例顯示，當女兒遭遇性暴力時，父親往往因為無法承受這個事實而選擇逃避或崩潰。至於年輕的男性角色，如秀浩和主仁的男朋友（燦宇），我其實把他們寫得比較「理想化」。

他們並不是壞人，他們很努力想理解主仁，想保護她，但他們畢竟只是十幾歲的男孩。面對如此巨大的創傷，他們感到無力、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是很真實的反應。我希望現實中能有更多像他們這樣，至少願意嘗試去理解、去守護的男性。這是我將現實觀察與理想願景混合後的結果。

問：洗車場那場戲非常震撼。鏡頭是從後座拍攝的，觀眾可以通過後視鏡模模糊糊地看到母親的表情。請問這個視角設計有什麼特別用意嗎？

尹佳恩： 說實話，這首先是一個物理上的限制（笑）。因為車內空間太小了，攝影機只能放在後座。

但這也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後視鏡本來就是駕駛者（母親）用來看後方的，所以自然會映照出她的臉。而主仁在副駕駛座上，她掙扎、哭泣，動作很大，即使不拍特寫也能感受到她的情緒。相反，母親是靜止的，我需要一個地方呈現她的表情。後視鏡剛好在那裡，捕捉到了母親那種壓抑又複雜的眼神，這是一個在限制中產生的選擇。

問：電影的結尾並不是傳統的大團圓，主仁的生活依然有裂痕。對你來說，對於倖存者而言，什麼才是真正的「恢復」或「治癒」？

尹佳恩： 如果有 100 位受害者，就應該有 100 種恢復的方式。因為每個人的成長環境、性格都不同，沒有標準答案。

但我認為，能開口說出「我經歷了這件事」，這既是恢復的起點，也可能是終點。

在這個過程中，當然需要加害者受到懲罰、需要旁觀者和家人的反省、需要與其他倖存者的連帶。但最重要的是，受害者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而周圍的人要給予足夠的信任與陪伴，讓她相信自己擁有找回生活力量的能力。

問：最後，面對近年來韓國乃至全球頻發的性暴力事件，你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向觀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傳遞什麼訊息？

尹佳恩： 比起傳遞訊息，我更想拋出一個問題。

我想問大家：「如果你，或者你深愛的家人、朋友，經歷了這種絕對不願經歷的慘痛事件，我們還能重新過好生活嗎？為了能好好活下去，我們需要什麼？」

這是我拍這部電影的初衷。而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我們可以好好生活。 無論經歷了什麼，在事件過去之後，我們依然擁有重獲新生的力量。這是我深信不疑的，也是現實中有無數證據證明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