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座城巿　新加坡如何反思生存挑戰？

新加坡人首先所能感受到的，是物價上漲所帶來的生活壓力。但更深層更可怕的，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大變動帶給我們的新的生存挑戰。通貨膨脹不可能擊垮我們，但海平面因地球暖化不斷上升，卻很可能把我們僅有的一些陸地淹沒。大國鬥爭加劇，重新出現陣營化，也可能打亂我們的生存佈局。

作者：吳俊剛，新加坡前新聞工作者、前國會議員

我們這些建國一代，大多數有過鄉村生活的經驗。那個時代住的是亞答屋，喝的是井水，燒柴煮飯，煤油點燈。蹲在茅廁拉屎，不懂得什麼是抽水馬桶。上學騎腳踏車，不知有巴士，遑論地鐵。沒冰箱，沒電視，生活很簡單。

這種依附土地的生活，不用繳水電費、雜費、巴士車資，和生活在都市裏真有天壤之別。但那個時候許多人的夢想，就是有一天能搬離窮鄉僻壤。1970年代後，很多人終於如願以償，住進了組屋，享受許多生活上的便利。但從此也有了一定的不安全感。薪水低，費用多，除了出行得付公交費，在外用餐得付費，每個月也得按時繳交水電費、雜費、電話費，以及購買組屋的分期付款等，在在是無形的壓力。

於是只能節衣縮食，可省則省，也不敢多生孩子，嚴格遵循「兩個就夠了」的生育政策。在都市裏，生活是便利了，扭開水喉就有水，有冰箱，有風扇（後來又有了冷氣），一抽水，大小便就進了陰溝。但是，所有的便利都是有代價的，沒有一樣免費。因為，進口、生產和提供這些便利，包括水電、煤氣、組屋、公交工具、馬路等等，都需要成本。

隨着1970和80年代城市發展如火如荼，全島各處的鄉村都被拆遷，有些務農為生的鄉民被安置到組屋，一時之間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應付新生活，也產生了極大的不滿。好在有機會受教育的孩子慢慢長大，進入職場，家庭生活才得以慢慢改善，逐漸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但隨着都市化和現代化步伐的加速，我們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覺中跟着改變。節奏越來越快，壓力越來越大，競爭越來越激烈，人際關係越來越複雜，人和自然也幾乎完全脱離了關係。因此，患上精神和心理病的人越來越多。

與此同時，人口生育率也越跌越低。這似乎又是另一種都市化和現代化無可避免的代價，或者也可名之為都市病。全世界的都市無一倖免。總的來說，既有物質層面也有精神層面的諸多問題。

都市化帶來了許多便利，改善了生活素質，但也得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了解的現實。都市化生活中的每一種便利都是有成本的，而作為一個完全沒有天然資源的小島國，我們也必須面對外來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波動。因此，現在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物價的騰漲。這是小小新加坡無法控制的。

老一輩人也許還記得，1970年代我們曾經歷過更加厲害的通脹，通脹率一度超過10%。我們也不止一次經歷過石油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動盪，以及白米供應短缺的問題。那時哪有什麼援助配套。政治領袖還鼓勵人們暫時多吃麪粉，替代白米。如今，印度等米糧輸出大國因氣候變化問題影響稻米生產，實行了出口禁運，但我國白米供應和米價仍然穩定，顯示我們的供應鏈韌性已比以前強得多。

蘇聯瓦解和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變好，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全球化達到空前的水平，讓世界各國都分享到穩定發展的紅利。幾十年下來，我們幾乎忘卻了之前的各種危機，直到2008年源自華爾街的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繼而是中美關係惡化，加上三年冠病疫情的蹂躪，世界經濟現在又陷入一片動盪之中，前景堪憂。直到今天，很多國家都還在掙扎，無法從疫情的打擊中恢復過來。

可恨的是，多數大國庸人當政，不只不同心協力克服難題，還大搞對抗，挑動戰爭，復辟保護主義、脱鈎斷鏈、經濟制裁、去全球化、破壞多邊貿易體系，搞得天下大亂，人心惶惶，世界經濟前景也因此充滿不確定性。這一切是在大家都面對氣候變化的大自然威脅下進行。真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新加坡人首先所能感受到的，是物價上漲所帶來的生活壓力。但更深層更可怕的，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大變動帶給我們的新的生存挑戰。通貨膨脹不可能擊垮我們，但海平面因地球暖化不斷上升，卻很可能把我們僅有的一些陸地淹沒。大國鬥爭加劇，重新出現陣營化，也可能打亂我們的生存佈局。

新加坡等小國要保持自主中立，不選邊站，能繼續和各大國保持良好關係，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要如何應付大國刻意脱鈎斷鏈和實行所謂「去風險化」，顛覆原有多邊貿易體系和供應鏈所帶來的衝擊，確保我國賴以生存的貿易和糧食供應等渠道保持暢通，同樣須有精密的運籌、審慎的部署。

從這個角度看，應付當前世界性通脹所帶來的問題，固然是當務之急，但相形之下，還是相對可控的。說通脹不能壓垮我們，是因為現在政府有能力通過援助配套，協助低收入國人在相當大程度上抵消通脹的壓力，如水電費回扣、公交補貼等等；如果配套不夠，仍可適當加碼。

在一般組屋區裏，人們也有很多的消費選擇。比方說，一般品牌的麪包漲價了，我們可以改買職總平價合作社的自家品牌面包，包括全麥麪包，售價就比其他麪包便宜很多。但必須承認，這是舊組屋區如大巴窯、勿洛等市鎮獨有的優勢；一些新鎮因為設計思路的改變，就享受不到濕巴剎、熟食中心、咖啡店和鄰里商店林立，為居民提供具有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多樣好處。他們多數只能到設在商場內的食閣，這些地方的食物售價肯定比一般小販中心的高。因此，如何使新鎮有更多有助平抑物價的設施，或許是有關當局應該重新深入思考的問題。

無論如何，都市化早已成為定局，我們肯定是無法走回頭路了。城市必須有城市的活法，沒有人可以再挖井取水，種菜養豬，養雞生蛋，一切要靠進口，只有少量可以自給。樣樣都要錢，個人和家庭須有足夠收入和儲蓄，公司企業須有足夠利潤，國家須有財政盈餘和足夠的儲備金。生活要改善，收入要能提高，財政要有盈餘，經濟要蓬勃，百業要興盛。這些都是生存發展的大課題。

一座城市，沒水不能活；沒電不能活；沒糧食不能活；沒錢也不能活。水價起了，電價起了，糧食價格起了，其實不只是給我們增添生活壓力，也一再給我們敲響警鐘；一座城市如何持續生存發展始終是個大問題。我們是個國家，但實際上也就只是一座城市。面對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我們的持續生存與發展問題也變得更大了。國家之船要在風雲詭譎的大洋中繼續前進，絕對須要有經驗老到的舵手。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原題為《一座城市的生存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