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雙十前夕，賴清德接受美國廣播節目專訪，強調「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將「新兩國論」再度端上檯面；隨後，他又拋出一句足以佔滿新聞標題的話語：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能讓習近平永遠放棄對台發動武力攻擊，特朗普必然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這一套說法聽來像是把和平的鑰匙交付給外人、把風險的帳本攤給他國。兩岸互不隸屬的政治宣示，與「和平外包」的話術搭配使用，固然利於強化民進黨進行台灣內部動員與海外同溫層的掌聲，但也更像是一篇把台海和平「甩鍋」出去的劇本：由台北發起喊話，華府或個別領袖負責兌現，北京則被安排在劇情中的對立面，以便承接隨時可點燃的火藥味。

這不是第一次民進黨政府以「和平無價」作為口號，卻同時把和平的路徑設計成他人的義務清單。賴清德在同一場專訪裡，羅列「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其一，台灣國防預算明年依北約標準達GDP的3.32%，2030年前可達5%；其二，強化經濟韌性，降低對中依賴、轉向美國與全球布局；其三，與美國及民主陣營「肩並肩」威懾，備戰以避戰；其四，在對等尊嚴下，台灣願與中國談判。

綜觀這四句話裡，前三句是加碼軍備與對外聯結，最後一句才是談判。試問，如果和平是目的，談判卻只是附錄，那麼這份次序本身就透露了賴清德政府的價值優先序。

來自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批評並不讓人意外。他直言賴清德「從就任到現在」把希望寄託於華府，卻對兩岸實質溝通做得太少，並指當台灣民間與地方政府尋求交流時，執政的民進黨卻頻頻橫生阻礙。這一段指控可以有立場之爭，也必有政治算計，但它直指一個麻木已久的現實：台北對外溝通的能源，更多投注在華府與國會山莊，與北京的溝通則是「條件政治」與「口號政治」的疊合。若把朱立倫的話抽離政黨對立，只看治理邏輯，核心問題依然顯而易見：台灣是否把創造和平的主動權讓渡給外部力量，以至於形成一種對「外力的樂觀依賴」？

這份依賴，在賴清德讚揚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那段話裡顯得尤為突出。他引用特朗普「任內不會攻打台灣」的說法，並把和平的懸念綁在一枚諾貝爾獎章上。這種修辭，政治上或許聰明，象徵上卻危險。第一，把台海和平的決定權「外包」，讓外界以為只要華府某位人物一句話就能解鎖歷史難題；第二，將和平的價值貨幣化、獎項化，像是在全球舞台上張貼懸賞啟事，即誰能讓北京永遠放棄武力，誰就領賞。這不僅低估了結構性矛盾與相互威懾的囚徒困境，也錯置了台灣自身必須承擔的政治溝通責任。

至於北京一造當然不會錯過這個窗口。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迅速點名批判，將賴清德定性為「倚外謀獨」「以武謀獨」，語氣之重、措辭之烈，早已是內地官媒熟悉的宣傳慣語。這樣的對轟在台灣雙十前夕輪番上演，不論是在社群還是相關熱搜，彼此「定性」的戲碼周而復始。從傳播效果看，北京要的不是說服，而是界線與動員，而台北要的也不是妥協，而是固本與外援。結果是，「台海和平」儘管被反覆談論，卻從來不是被認真對待的一件事。

與此同時，另一塊拼圖也悄悄補上了「血腥味」。台防部10月9日發布2025年國防報告書，特別新增「戰傷救護」篇章，強調分級訓練、師資培訓與單兵戰傷急救包，以及21處訓練場地落成，並且將高階專業戰傷訓練擴及特戰、雷達站、艦艇與外離島，其中寫道AI加持的戰傷訓練大樓、969人次完訓的技戰術課程、全面配發的急救包等，構成了一個冷冽的信號：台灣軍方正在為「受傷後如何活下來」做更細密的準備。

當然，就務實層面而言，這極度務實，卻也是極度沉重。務實在於戰爭風險不容兒戲夢囈，那沉重則在於當台灣出具的國防報告書將重點篇章用在「戰傷救護」，這等於承認預期中的風險已經滲入每一位官兵的日常。

而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也同樣動作頻頻，忙碌於更前端的資源配置必要調整。如見美方準助理部長約翰．盧（John Noh）主張台灣軍費應達GDP的10%，台防部長顧立雄則回應將逐步提高至賴清德承諾的5%，並同步推動去中心化指管、任務式指揮、後備改革，在各界關注的美台軍購一事上，台灣則朝向購買更多愛國者飛彈與情資軟體，以示「忠貞」。

所有這些加總起來，是一個清晰的戰略路線：賴清德政府正兢兢業業地以備戰態勢換取威懾效果，以威懾效果企圖「避戰」。這套邏輯在抽象層面成立，卻在現實層面面臨兩個困境。首先，一旦「備戰的可見度」超過「對話的可見度」，北京將此視為態勢升級的證據，藉機加碼「反制性行動」，結果是威懾螺旋上升，避戰空間反而被擠壓。其二，當賴清德政府把威懾主要綁在對外軍事與供應鏈安全，將不可避免使台灣進一步陷入「外部依賴/內部脆弱」的雙重結構，結果是前者強化了外援想像，後者催生了社會疲勞，如夢一場，還教人疲累。

回到事件初始的賴清德專訪內容上，賴清德幾度聲明的「互不隸屬」原本就不會讓北京點頭，新拋的「特朗普得諾貝爾獎論」只是更進一步把台海和平的路徑擬人化、戲劇化。當賴清德把和平的保證寄託在某一位領袖的承諾，甚至是利己主義至上的特朗普時，只會把台海戰場的救護鋪得愈來愈現實。兩相對照，便顯出賴清德政治路線的弔詭：在象徵上，他總愛端出好似只有台灣有大愛的和平修辭，但在執行的機制層面，他卻從不隱藏想要按下戰備按鈕的好戰心理。於是，和平一詞，只得「低級轉身」成為賴政府外交辭令下的不堪封面，戰備才是封面底下的主要內容。

可以說，當賴清德依舊強化「互不隸屬」與「對等尊嚴」的同時，如果沒有任何可被北京視為「台北願意坐下談」的可驗證路徑，那麼所謂的「對等」就只是一句好聽的對內動員話。

是以，倘若台北持續以「備戰強度」蓋過「對話亮度」，北京又繼續以「反制強度」回敬，華府則在大選周期與內政計算之間調校戰略節奏，中美台三邊就沒有誰要去領諾貝爾獎的問題，戰爭風險已足以讓台灣吃不完兜著走。對台灣而言，「戰傷救護」章節固然合理、必要，卻也像是一面鏡子，照見政治修辭與治理現況的分裂，一邊是高聲宣示的「和平無價」，另一邊是冷靜列印的「如何止血」。奈何好戰的賴清德回應兩岸關係，只懂得加碼備戰、把和平外包，若政治領導人把和平當成別人可以兌現的承諾，而不是自己必須兌現的責任，那麼就算天王老子來，也不過是來見證一場失敗的自我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