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不出《愛的迫降》和《絕路狂逃》　是兩岸的幸運還是不幸？

《絕路狂逃》日前在香港放映，再次證明韓國影視已經能駕馭多種題材，拍出兼顧商業價值和探討朝韓關係的電影，上映近一個月在全港票房已超過300萬港幣，以這類嚴肅題材來說，表現不俗。而它在韓國票房則是打敗漫威作品《黑寡婦》，成為目前年度票房冠軍。

近幾年，講述朝鮮人民和韓國人民在災難、意外面前拋下政治隔閡互助的片子增多，從商業、懸疑、愛情，不一而足。但與此對比，從2015年的《一把青》在兩岸掀起熱潮外，除了聚焦在抗日戰爭時國共合作的影視題材外，兩岸對於探討過去歷史「民族互助」合作或給出未來想像的影視作品卻是少之又少，

《愛的迫降》到《絕路狂逃》：朝韓人民間能有真摯情誼？

2019年韓國電視劇《愛的迫降》席捲亞洲；同年，《白頭山：火山浩劫》亦在國際得到高聲量。前者以朝鮮軍官李正赫跟韓國富家女尹世理的戀愛，探討「北緯38度線」政治隔閡下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產生的火花；而《白頭山：火山浩劫》則是透過朝鮮和韓國合作力抗災難，凸顯大國政治角力下，大韓民族互助共謀生路的故事。

兩部影視都碰觸敏感的朝韓關係，前者是浪漫的愛情劇，後者則是災難片，透過劇中主角或相戀或合作，展開認識彼此的機會。其中《愛的迫降》呈現兩邊不同的制度和社會文化和差異，有人認為是醜化朝鮮以彰顯韓國的「進步發達」，但亦有評論認為是透過朝鮮人民間質樸互助的故事反思資本主義和韓國丟失人情，成為一個冷漠的社會。

《白頭山：火山浩劫》則透過火山噴發，帶出朝韓政治情勢受美國、中國大陸的制肘或干預的情況，亦透過美國政府在撤退人員離開時「美國人優先」的態度，讓觀眾反思災難發生時國際現實，進而探討國家、民族該如何一起「攜手合作」共渡難關。

2021年在《絕路狂逃》裡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攜手合作。透過韓國和朝鮮大使的對立到合作彰顯朝韓關係在國際現實、大國角力之下的「可能」與「不可能」。《絕路狂逃》背景是冷戰時代朝韓在非洲的外交角力，而在1990年代，索馬里陷入內戰，朝韓的外交人員要如何帶著他們的親屬一起逃離該國首都摩加迪沙成為難題。

裡面有幾幕都值得反思。例如朝鮮大使找中國和埃及大使館求助，而韓國大使則找義大利大使館求救，凸顯的是朝韓在不同的陣營，但希望能謀求出一套「救出所有人」的方法。而在韓國大使館外，兩個大使互相對望以及後來朝鮮和韓國人民在飯桌對視，對彼此那種「曾經因為政治產生隔閡，該不該放下?」的試探，也給出觀眾一種「明明是同一個民族」為何會視對方如仇敵的慨歎。

值得一提地是，這部電影同《白頭山：火山浩劫》般，未停留在朝韓間的合作而已：《白頭山：火山浩劫》最後兩個主角比起完成國家任務，最先思考、覺得最重要的是「家人的安危」，在政治之外、帶出民族概念後又回到「人」本身。而《絕路狂逃》末段，韓國大使敷衍前來接機的政府官員照顧到一起共患難的朝鮮大使亦是。

這類影視作品都將被政治、制度分隔的「民族」概念牽起，回到「人」本身。透過人與人的交往，突破政治意識形態的隔閡，進而去反思朝鮮韓國人民的未來。此外摒棄政治、國族、民族等大視野，聚焦在「人」的感情，試圖避開國際現實，繪出一幅給後代的願景。

兩岸爭奪「正統」話語權　是其幸也是不幸

對比朝鮮，韓國在國際影視有極大的文化輸出影響力，探討朝韓關係的影視作品也多由韓國輸出。而兩岸則是都有輸出影視作品到國際的先例，但即使兩岸間有不少超越政治隔閡合作的民間和外交案例（延伸閱讀），但此類影視作品探討的較少，最多的交集點則是國共有合作的「八年抗戰」，此外兩岸亦曾有過爭奪「中華民族話語權」的過程。

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各國相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下，當時國民黨政府拍攝出包括《筧橋英烈傳》、《英烈千秋》以及《八百壯士》等抗日片，除展現國民政府身為「中國的道統」，亦有以此對抗嚴峻國際情勢的決心。

隨着兩岸分治日久、李登輝希冀國民黨本土化與民進黨政黨的輪替等，對比中共近年大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牌，台灣對於「民國政府」以及「抗日戰爭」聯繫的兩岸情緣、歷史關注度開始慢慢不及對岸。

過去中國大陸在講述抗戰歷史，國共內戰的影視作品中，往往弱化﹑卑鄙化國軍的形象，在歷史劇、抗戰劇中幾乎都是反派。2005年的連胡會後，中國的影劇作品開始賦予國軍更多面形象，以2007年以國共內戰和韓戰為背景的《集結號》為例，就更多訴諸戰爭的殘酷和同袍情誼，對國軍也未負面化處理。此外，以1937年淞滬會戰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八佰》2020年在內地上映更被視為一個轉捩點。

導演管虎此前曾表示，選擇「佰」而不是「百」是因為「佰」的旁邊有「人」，將眼光聚焦在那個時代的人對「家國」的想法和選擇。帶領觀眾思考家國、民族乃至個人。從扁平化到給予更人性的國軍形象，再到以國軍為主體的《八佰》上映， 討論過程中有機會讓網友、觀眾重新思考爬梳這段歷史，對待國軍形象的角色更多面立體就是一種改變。

此前有業內人士表示，在《八佰》之後，內地也掌握了「民國」的IP，對比台灣影視訴求「本土」，而較少再碰觸如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一把青》等題材，至此亦是關於透過影視詮釋民族「話語權」的改變，爭得更多的是誰是民族的「正統」。

兩岸為何不多拍如朝韓此類以民族合作解決問題，對抗其他國際強權的電影？或許有兩點可以思考，一是因現實上，朝韓有被其他國際大政治、大國支配的一種無奈，朝韓問題無法只靠兩國的共識解決，遂訴諸影視吶喊。

而兩岸之間，沒有這樣被支配的無奈，如中國大使館在《絕路狂逃》中扮演是被求助的一方。再者，兩岸之間的影視發展，不同於朝鮮韓國，目前仍是韓國作為主要的敘事者，反而是過去80、90年台灣影視作品在海外得到關注，成為華人流行文化的輸出中心，到現在卻是中國大陸強勢輸出文化，更多地拍攝關於歷史、政治的題材，而台灣則是更多的訴諸本土題材，強調「越在地越國際」。

而在兩岸政治齟齬、意識形態的對立之下，兩岸影視圈目前尚不能做到探討將此類社會制度與政治立場的「異」與民族的「同」，通過愛情偶像劇、災難片包裝來以吸納更大的觀眾觀看進而反思。但是只能以影視作品表達其對民族未來走向操之不在己的韓國，或許也並不完全令人欽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