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過胡錫進吧

7月17日，頗受爭議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個人微博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很多人罵老胡騎牆、和稀泥、叼飛盤、民族主義……但與此同時，我在網上是不是又『挺獨特的』？這份獨特是我的自我堅持，說到底，我做了我自己。」

不知道這段話可否視作胡錫進對自身所承受的爭議一次回應和解釋，但能確定的是，過去多年以來，胡錫進及其曾長期執掌的《環球時報》在海內外輿論場備受爭議，名滿天下的同時，謗亦隨之。許多人指責他過於民族主義，鬥爭性太強，是為體制辯解的「胡叼盤」，對於近些年中國輿論場上民族主義的狂飆突進負有推波助瀾的責任。據筆者的有限觀察，不少關心時事的人每當談起或者點評胡錫進的觀點時，總是充滿不屑、鄙夷和厭惡，甚至會用帶有侮辱性的詞語來咒罵胡錫進。當然，同樣有許多人認可胡錫進，稱讚他是顧全大局、夾縫中生存的愛國者。

猶記得多年前筆者作為一名在校大學生時，對胡錫進的印象同樣不好，認為他總是站在堅硬的「高牆」那邊，對弱勢一方的「雞蛋」缺乏關懷和體認，習慣於遮掩問題和粉飾現實，哪怕那時筆者很少看過胡錫進的文章，對他的認知主要來自於道聽途說。

後來筆者進入媒體工作，開始見識現實生活和媒體生存環境的複雜、艱難，看到許多人為了流量致富或規避政治風險而挖空心思，許多人在生存壓力和政治風險下日漸消聲，往日的抱負、家國情懷和批判精神變為滿腹牢騷、怨天尤人，反倒是曾被不少已經消極遁世的人嘲諷、鄙夷的胡錫進一如既往地保持公共言說，甚至從「胡叼盤」變為新公知。尤其是去年底宣佈退休後，胡錫進持續關注現實問題，幾乎每一個公共事件他都介入發聲，且包含更多的底層關懷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常識理性。不論豐縣八孩女子事件、疫情防控路徑之爭、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還是最近的張學友事件、《星星點燈》歌詞改編事件、安倍晉三被刺、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問題，胡錫進都在大膽言說，以至於不少人調侃胡錫進會不會被封號。

當然，比胡錫進的言論更大膽更犀利更有說服力的人不在少數，其中不乏嘲諷胡錫進是「胡叼盤」並依然保持公共言說的人，但論影響力、可持續性，比得上胡錫進的人並不多見。這無疑和整體言論環境有關，許多人的日漸消聲讓持續發聲的胡錫進顯得格外獨特、醒目，哪怕胡錫進的觀點未免有和稀泥之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明顯。可不能不追問的是，為何整體言論空間一收緊，昔日那些活躍於公共輿論場的人就紛紛選擇獨善其身？

當然，在收窄的言論空間下獨善其身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但越在這樣的言論環境下越堅持發聲更顯難能可貴。胡錫進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觀點固然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他的文章依舊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底色，這或許和他的個人經歷、認知、所處位置有關。但拋開胡錫進一些爭議觀點不談，在許多人選擇獨善其身的情況下，他堅持發聲維護改革開放以來的常識理性，主張開放和包容的言論環境，歡迎輿論監督，反對權力的傲慢和冷漠，反對民粹，主張依法行政，至少說明他有他的底線和堅持。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在寬鬆包容的言論環境下針砭時弊並不難，難的是在收緊的言論環境下堅持發聲。偶爾關心下現實並不難，難的是數十年持續關注現實。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只要能有助於現實的改進，有助於增進人民和國家的福祉，有助於達成正義，那麼不論出身、立場、意識形態，都是可取的。體制內和體制外，官方和民間，官媒和市場化媒體、自媒體，政府和社會，應該是相互補充而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

「讚美不積極便是錯」是一種偏狹思維，「批判不積極便是錯」同樣是一種二元對立的誅心之論。高牆和雞蛋之間，當然應該同情雞蛋，多為雞蛋做實事，但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不問是非簡單站在雞蛋一邊。高牆和雞蛋之間從來不是絕對的、恆定的。最重要的不是所處的位置、立場、派別、意識形態，而是在允許或者說安全的範圍內有沒有守住底線和良知，有沒有為一個更加公正、美好的社會而努力，哪怕只是一點點。世間再沒有比站在旁邊指責他人而自己不用承擔風險更容易的事情了。當你急欲對他人口誅筆伐，指責他人的時候，不妨捫心自問若自己身處那樣的位置能否做得更好？

社會進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許多時候都是充滿妥協的循序漸進過程。沒有誰能夠壟斷真理和道義，沒有誰能保證自己說的話、寫的文章從來不出錯。評判一個人要超越自身立場、意識形態的束縛，不能黨同伐異，不應求全責備，不能只盯着他說了多少讓人難以認同的觀點，而要考慮他的經歷、認知和所處位置，看看他是否真誠，是否受制於所處環境，以及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是否有他的堅持。

這樣說絕不是替胡錫進辯解。正如陶短房在《別了，胡錫進》一文所說：「有人戲稱，老胡的『環時』，主要版面內容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全世界都想害我們』和『全世界都在誇我們』的大拼……胡錫進成功地讓更多中國普通人有機會『看世界』、『談論世界』，有條件和興趣談論國門以外的更多問題，卻又通過『狗血化』和『金手指化』的常態性操作，讓這種對國門以外世界的關注、對境外人物、事件、熱點的討論，自始至終在一種被精心設計、帶有其本人濃厚色彩的『結界』中展開。」

胡錫進強烈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傾向顯然已經影響到當下中國輿論場的走向，甚至去年胡錫進和沈逸的爭論暴露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內部已經產生相對温和、理性、顧全大局一派與更加激進、強硬、民粹一派的分歧。但與此同時，對於胡錫進這樣一個持續堅持發聲的媒體人，有不同意見，大可理直氣壯地指出、辯論、批判，用「胡叼盤」之類侮辱性詞語來咒罵他未免偏狹和刻薄，絕非今天中國所應追求的理性、體面的公共對話形式，既遮蔽問題的複雜性，又是一種簡單將體制內和體制外二元對立的狹隘思維，無助於現實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