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纏於國產進口的口水戰沒意義　中方可與輝瑞展開二次談判

過去一個多月，因為內地新冠疫情幾乎呈現海嘯式增長，口服治療藥物備受追捧，尤其是美國輝瑞公司的Paxlovid，更是一藥難求。

1月8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工作落下帷幕，今次共有Paxlovid、阿茲夫定片、清肺排毒顆粒等3種新冠治療藥品通過企業自主申報、形式審查、專家評審等程序參與談判，除了Paxlovid因輝瑞公司報價高未能談攏，阿茲夫定片、清肺排毒顆粒均談判成功。但根據現行國家醫保支付政策，醫保對Paxlovid將臨時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日。

與之伴隨的是，內地輿論場關於新冠口服治療藥物的討論比較撕裂，瀰漫着濃烈的意識形態鬥爭硝煙。有不少聲音超出合理懷疑的範圍，攻擊輝瑞公司的Paxlovid，認為輝瑞公司在忽悠世人、發災難財，要警惕生物基因戰。少數人甚至將矛頭對準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醫生，無端指責他是輝瑞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與之相反的另一種聲音則對國產新冠口服治療藥物不屑一顧，他們聲稱中國根本沒有能力生產出有效的新冠口服治療藥，並將Paxlovid奉為神藥。

這兩種聲音都很偏激，針尖對麥芒，只會徒增口水，製造撕裂，將醫療問題意識形態化。綜合目前的訊息來看，若遵照醫生建議的時機對症服藥，輝瑞公司的Paxlovid在療效上顯示出一定優勢。關於這點，國家可以讓專業團體進行客觀評估。若能證實Paxlovid的療效和安全性，那完全應該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加大進口或者開展仿製藥合作。

一個國家在科技領域不可被狹隘民族主義裹挾，該引進時就引進，該合作時就合作。正如內地著名生物學家饒毅教授所說：「如果國外有優於國產的疫苗或藥物，我們應該允許大家使用。我們中國勇於承認自己還在很多方面落後於世界最前列，我們的自豪不需要現在立即超越其他國家，而是我們能夠群策群力、堅持不懈的長期努力已經走出了歷史低點，一步一步在前進。我們的自信不在於一朝一夕，在於不怕落後、不甘落後，更在於長遠、在於未來。」

至於後一種聲音，同樣非常意識形態和無聊，本質上與那些將連花清瘟奉為神藥的人沒有區別。今天中國當然有許多不足和短板，畢竟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民普遍吃飽飯、告別短缺經濟才短短三四十年歷史。但不能否認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翻天覆地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對於中國的不足和短板，比如醫療領域與西方的差距，當然可以鞭策，但若為了反對而反對，那實在太偏激。

新冠疫情已持續三年，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走出疫情，為人類創造福祉，終究得靠科學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科學的事情，應該儘可能在充分監督和競爭的情況下交由專業人士，而不是陷入意識形態口水戰。最近，張文宏醫生在一場基層救治培訓會上說：「不管國產進口的，只要能救中國人民的，能讓老人不死的我都要。」誠如斯言，只要療效和安全性經過嚴格評估，那麼都應該以開放態度引進。

當然，在此過程中，藥品價格、民眾承受能力、醫保支付能力均是不能不考慮的現實因素。生命誠可貴，救人如救火，這是應然層面，但現實是殘酷的，普通人的生命健康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醫療價格、民眾承受能力、醫保支付能力。這除了要求國家財政增加對醫保的支持，還得靠醫保機構與藥企的艱難談判。

過去三年，不光巨大防疫支出（譬如輪流大規模封控、集中隔離、全民核酸）已經消耗大量資金，而且防疫對於經濟的副作用已經明顯影響國家和個人的收入，此時此刻，國家若想做到醫療的普惠性，讓醫保有能力去覆蓋更多普通人，包括非新冠患者，其中一個比較現實的辦法便是想辦法降低新冠口服治療藥物尤其是進口藥物納入醫保目錄的價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醫保局與新冠治療藥物生產企業的的談判是必要的，雖然目前與輝瑞的談判未能成功，但應該創造條件重啟談判。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在《動之以情，訴之以理，祝願與輝瑞再次談判能取得成功》一文中寫道：「雖然雙方在價格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但雙方也同樣各自具有強大的談成的動力與壓力。中方談判者後面，有着父老們無數雙渴望的眼睛望着你們，期待着你們……輝瑞公司也不願意失去中國市場這樣巨大的商機。」

他建議中方的談判者把重點放在四方面：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並不高，難以承受更高的價格，在三年疫情的巨大壓力下，各地醫保基金收支壓力，確實已經相當大了；中國的人口基數又很大，賣家仍然可以有巨大的利潤空間；中國正在加緊發明新藥，有六款新藥正在臨床階段，現在談成是最好的時間窗口期；共同承擔起人道主義的責任。這四點建議是有道理的，希望中方儘快啟動新的談判，爭取以更合適價格將Paxlovid納入醫保目錄，讓廣大中國人得到普惠醫療。當然，在此過程中，同樣應該支持國產藥的研發，持續提升本土醫療科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