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成・二｜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民主和專制的對決」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戶香港大學，李成便進入快馬加鞭的工作節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頻繁地來往於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12月15日，由其擔任創始主任的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成立儀式。在該研究中心的簡介中這樣寫道，「治理問題從未像今天一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據李成介紹，中心建立伊始將重點關注五大領域：科學與技術變革、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經濟與金融改革、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中美關係與地緣政治博弈。
在落戶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國學習、工作的時間達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國讀碩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在華盛頓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專門研究中國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前沿問題，撰寫和編輯多本著作，並譯介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以期增進西方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專訪，話題涵蓋中美關係、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這都是李成專門研究的領域，也是關係當下和未來的重大命題。訪談分五篇刊出，此為第二篇。
香港01：此前您表示選擇香港，是希望利用香港這個「特殊地方」來促進和平，把那些較難在華盛頓聚集起來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您同時也說「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香港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有深刻的作用」，可以在中美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結合過去幾年世界之變、中國之變、香港之變，可否展開來談談您對香港這個「特殊地方」的理解以及您預備在香港大學推動的事情？香港該如何發揮「微妙且真正的影響力」？尤其在促進中美關係方面。
李成：這實際上非常有意思。我很早開始關注上海城市發展的研究，從歷史上來看，上海的迅速發展有兩種背景因素。一是由於中國其他城市的發展促成了上海的加速發展，一是上海城市的發展是基於其他城市的不發展，就像曾經的巴黎也是這樣一個作用，巴黎的都市化是在整個法國城市化萎縮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香港也經常有人講，不管是中國發展還是目前的收緊，在香港都會是有影響的，當然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但有一點，現在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因為出於對安全的考慮帶來很多政治上的收緊，進而是對於跨國學術交流的限制，以及由此帶來的學術及政策討論的侷限性，因為一旦有了限制就會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同時年前新冠疫情的影響也造成交往急劇下降。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在香港大學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為中美關係開拓新格局、新領域的研究獲得新的機會和有利條件，這也是我們想要抓住的歷史機遇。
再加上以往的中美關係，主要是政府驅動的，或者是企業推動的，但現在政府和企業的驅動能力都由於種種原因下降了，政府與企業都無法單獨保障中美雙邊關係穩步發展，所以在這樣的局面下，由大學智庫所推動的「二軌外交」，不論是在消除誤解還是管控分歧等方面都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建立在香港大學雄厚的實力基礎之上，將共享香港大學所藴含的國際知名的教授團隊、優異而多元的學生群體，以及傑出並且嚴謹的學術傳統，中心將致力於打造一支專業跨學科、價值多元化的國際化研究團隊，包括邀請香港大學特聘研究員、客座與博士後研究員，並開展傑出訪問學者與全球青年中國學者項目。在戰略層面，研究中心將自身定位為服務跨學科研究與國際合作的學者之家。這是我們期待在未來幾年當中完成的。
通過匯聚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專業背景以及多元化觀點的人才，研究中心將致力於在學術研究領域開創新的敘事體系，研發創新型研究工具，以及建立平衡的交流語境，從而應對當今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戰，中心建立伊始將重點關注五大領域，包括：科學與技術變革；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經濟與金融改革；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中美關係與地緣政治博弈。
以經濟與金融改革為例，目前香港IPO股票市場碰到很多問題，中國國內也是這樣，是不是能夠引進新的機制？能夠研究短板在哪裏？瓶頸效應在哪裏？怎麼來推動？怎麼使香港恢復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再比如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這不只是中國，而且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我們都要做些研究，因為最終的很多決策跟精英層個人的成長背景、知識結構、群體特徵等息息相關，他們的代際變化，對整個世界治理究竟意味着什麼？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課題。還有中美關係，尤其是地緣政治博弈背景下的利益交匯點、如何推進雙邊和多邊的合作，也是我們未來研究的重點之一。中心的學者們將通過發表研究專刊等學術著作、舉辦公開論壇與閉門圓桌會，以及媒體評論等形式，集體展現中心富含原創性、可及性、創造性的高品質並且內容豐富的研究成果。
所以說回為什麼是香港，因為我覺得香港可以並且應該成為撬動下一階段中美之間，乃至世界層面上東西方以及南北方國家交流的槓桿。研究中心的願景與目標是發出引領時代的理性聲音，搭建迫切需要的溝通橋樑。目前情況下，東亞如何維持相對的和平，是需要考慮的嚴峻問題，因為現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在打仗，還有一些國家處於內戰中，比如緬甸，和平來之不易。如何通過大學智庫推動民間交往和「二軌外交」，成為維護太平洋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設性力量，是我們研究中心的使命和理念所在。
香港01：您剛提到研究中心致力於在學術研究領域開創新的敘事體系，可否展開來談談？因為我們現階段可能處於一箇舊的體系在逐步瓦解、新的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的一個過程中。比如全球南方在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問題上，已經在用完全不一樣的敘事體系在理解和表達。以往美西方所代表的主流敘事體系，已經無法說服大眾，尤其是民主與專制這樣的二元話語體系，已經無法解釋現實世界的複雜性。
李成：把民主和專制作為劃分世界的一個框架，跟很多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問題是有矛盾的，而且並不足以解釋今天現實世界的複雜性。但是很遺憾，美國一直在驅動這種民主和專制的二元對立。
比如最近國務卿布林肯的一個演講，還在繼續用這個框架來界定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實際上是回到了冷戰思維。但同時他在演講中也提到，過去幾十年世界也取得了了不起的進步，而且排在第一位的進步是很多國家脱貧，但他應該知道，這脱貧的10億人中，絕大多數都來自中國，這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治理或者說脱貧的領頭羊。但在華府，中國又是美國的第一號敵人，如果把這兩個放在一起，本身是一個相當大的矛盾，這個對國際社會貢獻最大的國家同時也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怎麼能自圓其說？怎麼能夠對應他所說的美國是代表了世界進步的力量？
美國政客所熱衷的兩個陣營、冷戰特色的世界觀導致了許多領域（如經貿、產業鏈和供應鏈、投資、貨幣、能源、通訊、科技）日益上升的脱鈎、斷鏈和衝突，包括你提到的人才脱鈎。而不無諷刺的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實際上是多級的世界。單級和兩極格局都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所以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包括中東、非洲以及拉美國家是不認同的，他們認為這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實際上歐洲在很長時間以來都在一個穩定的、多級的系統下運行。但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在俄烏戰爭以後，許多歐洲國家也熱衷於兩極化的世界觀。而現實是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內部的民主與專制的衝突比國與國之間的類似衝突同樣尖鋭，甚至更尖鋭。
今天的世界發展趨勢是與簡單化的民主專制兩極化的觀點相矛盾的。遺憾的是，當我們面對許多隻能通過各國相互依存的關係才能解決問題時，全球分化的趨勢卻在步步逼近。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是一些政客所說的民主和專制的對決，而應該是氣候變化、公共衛生、貧富懸殊、糧食安全、經濟合作、可持續發展、軍控與和平議題。
尤其是隨着科技迅速發展，包括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如何找到一個有效機制，防止走向失控，就變得非常重要了，而這也只能通過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兩極化的對立，才能解決的。正像許多國家不想簡單化地選擇陣營站隊，不願回到冷戰甚至面臨捲入毀滅性的熱戰，作為我們智庫學者，也應該致力於擺脱這種陳舊的冷戰思維，尋找到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語境，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來推動跨國的交流，促進文化和文明的對話，而不是對抗。
這一切其實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30年前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在亨廷頓看來，伊斯蘭文明和中國的儒家文明是對美國乃至西方社會最大的威脅。當然你可以說亨廷頓說中了，但也可以說這一判斷本身導致了理念上的誤區，進而助長了衝突。我是不同意這種文明衝突的理論，如果美國與整個阿拉伯世界、儒家文明圈對立，美國要尋求的是什麼？我覺得這是美國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家應該思考的問題，文明衝突這種誤區給美國外交帶來的影響是極大的，這也反過來說明學術理論和大學智庫的重要。很多學術問題，其實價值遠遠超出了學術上的爭論，而是切實影響着我們人類社會的進程。
香港01：相較於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劃分，中國更強調治理的重要性，十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您看來，治理有可能打破這樣的二元對立嗎？難點在哪？您怎麼評價中國過去十年的治理實踐？
李成：在過去二三十年當中，全球化是一個重要概念，而治理又是一個比較新的更重要的一個概念，治理問題從未像今天一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各國政府在國內面臨着經濟波動、環境惡化、就業壓力、能源安全、教育公平、養老保障、種族關係等一系列治理挑戰。在國際層面，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滲透，以及核不擴散等問題要求國際社會建立強有力的全球治理機制。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也在過去的幾年內急劇下滑。
我記得美國太平洋艦隊曾經在幾年前做過研究，其公布於世的報告認為世界上或者是國際事務當中對美國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某個國家，比如俄羅斯、中國或是伊朗，而更多的是氣候變化造成的水位上升，這本身也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重大考驗。這也告訴我們，如何通過世界性的合作和治理，來達到協調發展的目標，這是和前面講到的兩極化的世界是完全相反的思路。
具體到中國，其實在治理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脱貧、城市治理、綠色發展、雙碳許諾等等，而且反腐敗跟治理也是非常關係密切的政府監督行為，這方面中國在十八大之後做了很多。但中國是否想通過治理與改革舉措取代過去的國際體系，我認為至少在中國看來，以往很多規則也許不符合現實變化，需要通過改革形成新的機制。比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些規則由於時代和現實的變化，也應該有相應的改進。我相信因為中國是獲益於國際體系的，並非要完全取代冷戰以後形成的國際體系，而是要如何進一步改革，使其能夠符合世界大多數的意願，而不是少數幾個國家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