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Elon Musk）近期在X上宣稱，「迫切需要立即提高出生率」，聽起來很戲劇化，甚至帶有一絲文明危機色彩，卻與現實嚴重脫節。

而馬斯克並非極右派與全球億萬富豪之中，唯一持此論調的人。

低出生率並非道德淪喪、企圖心下滑，或「覺醒政治」過盛的結果，而是某種經濟體系的可預期產物。在此體系下，人們薪資過低、工時過長，卻被要求為由遠高於其個之上的力量所設計出來的結構性失靈，承擔個人責任。

同一批哀嘆人口下滑的億萬富豪和行政總裁，同時也在抱怨人們不買本土產品、歐洲產業失去競爭力、「西方」在經濟上日益脆弱等。然而，他們一再依賴相同解方：延長工時、抑制薪資、大舉裁員與鬆綁監管，在制度上反而使問題惡化。

以薪資而言，歐洲多數地區的實質薪資，近年來不是停滯就是下滑，通膨也侵蝕了購買力，薪資成長速度趕不上居住、能源、食品和養育成本。此時，不生小孩就是個經濟上合理的選擇。其結果也顯而易見：歐洲女性平均生育率已掉到1.4左右，遠低於人口替代率。

馬斯克不僅以關切人口下滑著稱，同時也是極端工作文化的擁護者。和他的主張類似的論調，也遍布美國企業界，並日益蔓延至歐洲：多工作、少休息、心懷感激，還要撥空生兒育女、購買本地產品（但這些商品往往比中國的線上零售產品更昂貴）。

這因此形成一個弔詭現象。富裕社會往往較少生育，因此人們經常認定，問題不在經濟。但這是將國家富裕和個人安全感混為一談。富裕國家仍有可能不利於養育家庭，因為問題不在於經濟是否繁榮，而是生活是否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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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證，民眾撿便宜是因為他們薪資很低，購買本土商品成了奢侈享受。但那些透過外包、自動化和不斷減支來壓抑薪資的企業主，同時又在抱怨內需疲軟。事實是，他們是掏空了中產階級，又為其消失而感嘆，偽善本質顯露無遺。

這一切並非偶然。極端不平等是一個由最主要既得利益者所捍衛的政治選項，並非現代經濟的副作用。百萬富豪，尤其億萬富豪，對公共政策、勞動市場和監管架構，具有龐大影響力。

就此而言，當前的生育率危機是一場治理失靈，根源來自於那些一邊從稀缺中獲利、一邊又哀嘆其後果者，手中不受制衡的權力。

倘若億萬富豪真的關心人口下滑，對策應是提高薪資、強化勞動保障、提供可負擔住宅與托育資源，並且縮短工時，而不是製造文化恐慌、將生育變成道德議題，或炫耀自己龐大的家庭。根本之道應是，減少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現象。

此外，若他們擔心本土產業式微，也不應責怪消費者，而是應該重建購買力和經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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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聯合新聞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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