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從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開始實施，二孩出生人口從2016年的718萬逐年降低到2022年的372萬。8年的政策變化下，哪些女性依舊選擇生育二孩？她們的生育決策是怎樣的？

從2017年開始，中國上海的兩位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沈洋，與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蔣萊，一起陸續訪談了上海、廣東和江西的40多個家庭，2024年10月，她們的研究成果之一：《新生育時代》出版。

她們發現，女性會將「自己的父母能否支持」作為是否生育的決策依據之一，生二胎是希望兩個孩子好作伴，對孩子的性格成長有好處。

降低育兒壓力的同時，女性困境依然存在：「家庭是權力鬥爭最頻繁也最隱蔽的場所」，圍繞着「冠姓權」（孩子和父母誰姓），男女會展開一系列鬥爭；「女性的性別平等意識沒有想象中好」，有些女性是意外懷孕後選擇生育，對丈夫的期待僅僅是能賺錢，陪孩子玩……她們希望讓這些女性的聲音被聽到：

生育不是開盲盒，要有充分認知，再選擇是否生育。

以下是沈洋和蔣萊的講述。

政策變遷下的新生育時代

在新的生育時代，首先是政策變了，從2013年的「單獨二孩」，2016年的「全面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女性生育二孩的意願被釋放了。其次是生育二胎的人變了。曾經生二胎以農村人口為主，二孩政策之後以高學歷、體制內穩定就業的人口為主，原本這批人是不被允許生二孩的。

生育是一個公共話題，網路上也有各種各樣的聲音，但是很多發聲、制定政策的人，都是一些中年男性，但他們又不能生。是不是應該讓育齡的，這些政策的目標群體的人的聲音被聽到？這是我們想做這個研究的初衷。

以下為沈洋的講述：

在大城市，我們能聽到的觀念大多是「不想生孩子的」。

2022年，我和自己的學生做過一個調查，研究阻礙青年婚育的因素，聚焦為甚麼大家不結婚，不生孩子。結果我發現，部分年輕人對於自己未來的就業前景並不樂觀，有時未必是因為當下的工作不好，收入不高，而是大家對未來的預期比較悲觀，覺得以後會不穩定 ，這降低了他們的婚育意願。女性最擔心生育之後，家務、育兒的重擔就落在她們頭上。網路上傳播了很多女性主義思想，一些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新聞等等，也加重了女性恐婚恐育的心態。

我印象很深，在那個研究裏，我訪談過一位出生在江蘇農村的女性，她聊到自己母親的時候哭了，因為她母親生育之後不工作了，成了家庭主婦，一直在家裏帶孩子，被閒言碎語影響，最終精神分裂。她覺得自己母親很不幸，自己也就不想生了。

還有就是教育內卷，大家恐懼密集型母職。密集型母職就是以孩子為中心，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整個家庭都圍着孩子轉，比如孩子上學買學區房，就一起搬家，孩子上興趣班，就抽時間接送……大家一想到結婚生育，並不覺得這是件美好的事。

國家放開生育政策後，一定程度上釋放了一定的生育潛力，我們好奇這部分女性為甚麼不僅生育了，而且選擇生二胎，她們是如何做出生育決策的，生育後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們希望能讓大家看到女性面臨的困境，呼籲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

我們一共訪談了45個家庭，主要集中在上海、廣東還有江西，以30-40歲，高學歷，工作穩定的女性為主，對她們來說，生育第一個孩子是自然而然的。生育二胎，是希望兩個孩子好作伴，認為有兄弟姐妹對孩子性格成長有好處，也有些女性是害怕「失獨」。生育時考慮的因素也是新的，有些女性會考察丈夫是不是靠譜，能參與育兒，有一位受訪者就觀察了丈夫一段時間，覺的他能做好家務，自理能力也比較強，才考慮生育。

此外，很多女性在考慮生育的時候，會考慮自己的原生家庭在時間、經濟上能否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雖然全國的產假都有延長，但比如上海，產假是158天，孩子半歲母親就要回歸職場，但孩子3歲才能上公立幼兒園。這當中兩年半的差距，肯定需要幫手。大部分人會請自己的母親或者婆婆幫忙，或者請育兒嫂。

我們發現在上海，女方原生家庭，也就是外婆幫忙帶娃的現象比較普遍。這主要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很多上海出生的80，90後女性都是獨生女，她們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得很近。有一位受訪者，在生育前就先徵求了自己母親的意見，她母親明確提出會幫她帶孩子，她才決定生育。

減輕育兒壓力，但沒有改變女性困境

女性在育兒方面減輕了壓力，但解決了女性困境嗎？這不好說。

以下為沈洋的講述：

我很早就發現，身邊很多生了二孩的朋友，都讓孩子隨母姓了，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趨勢。我在沒有懷二孩之前，也和丈夫達成一致，如果生二孩的話跟我姓。所以在訪談的時候，我們也有意識地關注這個話題，但大部分女性不會主動提及，她們甚至會覺得有些冒犯，因為這對她們來說也是個困擾。

為甚麼關注這個現象？因為孩子隨父姓，是父權制里約定俗成的傳統，也是重要象徵 ，所以要爭取性別平等，就有必要爭取打破這種規範，部分女性也正在進行這種實踐。我們想知道，她們背後的動機和家庭內部發生的變化。我們訪談的家庭裏，有大概20%孩子隨母姓的情況。其中有些母親提了，但是沒有成功。不少還是出於父權制的原因。比如女方的經濟條件比較好，參與育兒比較多，女方的父親就要求孩子隨母姓，其實也就是隨女方的父姓，跟招婿制度的動因是一樣的。另外，就是女方出於孝順自己父母的原因，覺得自己父母參與育兒很辛苦，應該讓孩子跟自己姓。

只有少數是出於性別平等的動因，女性有了性別平等意識，覺得第二個孩子跟自己姓才公平。但孩子隨母姓通常要爭取丈夫和夫家的同意，還有個前提條件是，女方家庭要在經濟和育兒支出上有非常明顯的付出，我們發現，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我們有一位受訪者宋鈺涵（化名），結婚以後和丈夫住在孃家，宋玉涵的父母也給夫妻倆買了一套房，寫了夫妻倆的名字，她丈夫的工作也是老丈人介紹的，宋玉涵還要每個月給公婆3000元補貼。即便如此，夫家依然對孩子隨母姓這件事不滿意。女性爭取冠姓權，也會成為家庭內部的不和諧因素。

還有一個問題其實是被忽略的，就是女性會在家庭生活裏做很多「認知勞動」。

我們訪談過一個女性何悦（化名），因為她老公出差比較頻繁，所以家裏很多事情的決策都是何悦做的。她們生了孩子以後打算買學區房，從收集訊息，到看房買房，丈夫都沒有參與。這些問題不是個例，因為生育之後，要決策和考慮的事情必然會增加，從孩子的衣食住行到報興趣班、擇校等等，這樣的「認知勞動」大都是母親在做。傳統的性別分工默認女性是養育孩子的主要責任人，女性會主動承擔這些「任務」，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有很多育兒公眾號、育兒群，都是針對母親的，很多她們很自然地被裹挾到了這樣的育兒勞動裏。

我們也訪談了一些有全職爸爸的家庭，可能是因為他的收入和妻子相比很懸殊，這種情況下，做全職爸爸是個更理性的選擇。雖然沒有定量的研究顯示現在全職爸爸的比例增加，但在媒體上，這樣的討論是明顯變多的。男性成為全職爸爸，會一定程度降低女性育兒和家務的壓力。但很多時候，這些女性依然會受到固有觀念的影響，比如有一位受訪者，為了維護丈夫的自尊心，還是會在孩子面前，向丈夫要零花錢，會主動和孩子說，爸爸才是一家之主。女性受到工作的宰制的同時，還要規劃孩子的教育路線，照顧丈夫自尊心，依然有多方面的勞動和付出。

女性性別意識沒有想象中好

我們訪談的過程中就發現，雖然大部分女性受過很好的教育，但是她們的性別平等意識並沒有想象中好。有些女性是意外懷孕生育二胎的，也有人因為意外懷孕進行過流產手術。有人因為橡膠過敏，不適合使用安全套，或者是沒有這方面的意識。這反映了在性生活中，主要還是男性做主導。此外，大部分受訪女性對丈夫不抱太大的希望，覺得只要能賺錢，帶孩子玩，不賭博不出軌，就可以了，其實當時我們也挺驚訝的。

以下為蔣萊的講述：

事實上，我一開始做性別研究的時候，對於性別的認知，性別平等的知識是非常陳舊的。我生於70年代，那時候，「生與不生」的問題肯定不是顯學，基本沒有人考慮這個問題，肯定是要生的，不生就是你有問題。

那時候我一畢業就結婚了，本來也沒有生育的打算。但是意外懷孕後，大家也勸我，早生恢復得快，於是就生了。其實當時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照顧丈夫的感受。那時候網路上也接觸不到甚麼訊息，結婚生育到底意味着甚麼，帶孩子為甚麼這麼累，沒有答案。慢慢地，也就覺得自己和身邊的世界分隔了。所以我經常套用香港作家亦舒說的「婚姻猶如黑社會」，生育也猶如黑社會，沒生育過的不知道其可怕，生育過的也不敢道出其可怕之處。

我接受女性主義啟蒙的時候已經不年輕了，讀博士做的是女性領導力研究，那時候才開始努力找一些關於性別的文獻，但國內當時研究比較少，也沒有有意識地關注這方面。我記得之前還訪問過一個女教授，她說現在回看20多年前自己當時生育的理由，覺得非常荒唐和愚蠢，僅僅因為聽到有人議論自己說，「那個女博士那麼大還不生孩子，是不是生不出來？」她一氣之下就去生孩子了。

我們這一代女性要跳脱出自己生長的環境去想問題，很困難。比如我雖然在做這個研究，我丈夫也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或者很認同我做的事情，也會說我們做的東西不接地氣 。

網路擴大影響，女性主義知識慢慢普及，中國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在過去十幾年也是井噴式增加。所以我們對於性別認知，性別平等訊息的吸收，都是在這段時間裏面快速發展起來的。以「剩女」這個標籤為例，2007年提出，到2010年這個提法達到高峰，到2017年就完全被批判了，是180度的轉彎。不過，發展太快了，讓我們誤以為大家的意識都跟上來了，對於70、80後的很多女性來說，她們沒有非常介意和需要在家庭中貫徹性別平等，即便知道面臨不利的局面，她們也有自己的考量。

比如有個媽媽她自己很早就想好了要生兩個孩子，大的帶小的，因為她從小一個人長大很寂寞，丈夫就只是提供丈夫的一個角色而已，丈夫參與度低，她打心裏沒有很大的怨言，因為她知道自己想要甚麼，她的關注點不在這裏。生育不是黑箱，你去撞運氣，然後就開啟它。而是要經過充分的個體成長，了解這樣一個狀況，也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後，再慎重做出的決定。

現在網路上掌握話語權的女性很多都是擁有一些「特權」的，相當多的所謂「基層女性」，她們的聲音很難被聽到。這也導致現在網上女性主義的撕裂情況也很嚴重。因為大家處在不同的位置，就彼此攻擊。比如有人說生育影響事業，會被生育過的媽媽們鄙視，或者全職媽媽被職業女性鄙視，那都是在內耗自己。我希望大家看到各種不同的處境，明白大家是共同體的關係。你現在遭遇的問題，未來會有人遭遇，沒有遭遇的問題，有人正在遭遇。

生育不該只是「宏大敘事」

以下為沈洋的講述：

大家為甚麼不敢生？我覺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內卷帶來的教育壓力。我有兩個孩子，第一個孩子出生後，我們一開始也是投入大量時間精力金錢在她的教育方面。後來有一次，我要去上鋼琴課，孩子正好沒人帶，我就帶她去上了那節課，我發現她也能安靜地陪我一起上完。那時候我意識到，其實有時候我們可以把自己的事放在前，偶爾也可以讓孩子以我們為中心。

家庭是最小單位的共產主義社會，現在我們家的整體原則是，要讓所有家庭成員都能夠茁壯成長。在做一件決策的時候，要考慮家裏其他人的情況，比如工作、娛樂的時間有沒有被犧牲，生活滿意度有沒有增加等等，要用多重的指標去考慮一個家庭或者一個人生育後的生活。

基於這個觀念，我們儘量不放棄自己的娛樂和休閒時間。給孩子報興趣班，只選擇家樓下的，走路不超過5分鐘。之前上海一個擊劍隊來幼兒園裏挑「苗苗」，我的孩子被挑中了，孩子自己也是想去的。但訓練的地方離我們家8公里，對我們來說，接送是個很大的問題，綜合考慮之後，就放棄了。

其實愛是去中心化的。家庭裏，每個成員都很重要，都值得尊重。意識到這一點，會一定程度上減輕育兒的焦慮和壓力。

以下為蔣萊的講述：

生育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重要決策，但不能把生育問題變成一種口號，一種宏大敘事。我們希望女性的處境能被充分納入到政策的考量中去，希望把生育主體作為一個整體的處境被看到。

我們的觀點很簡單，你只有在職場上保障女性，她們在家裏才敢生孩子。

很多發達國家會給家庭很多補助政策，但東亞很多國家依然是生育窪地，因為對女性來說，以職場為代表的公共領域的地位不被保障。所以不管你在家庭層面的政策上多給力，今天的女性也不買賬了，不願意生。社會要保障女性，除了職場上的保障，在醫學領域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思考，比如大家經常談及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雖然數據反映女性35歲以後生育的風險增大，但我們為甚麼不在這方面增加醫療研究的投資呢？或者對35歲以上，想生育的人群提供更多幫助？

事實上，我們的醫學上的發展也是很滯後的。是不是因為決策者並沒有在這個領域分配資源？關於女性身體、女性的更年期、痛經、生育這些問題的相關研究，在北歐國家是最多的。但是我們身邊的女性，顯然沒有得到這些資源的充分分配，所以當我們談起生育的經歷，依然充斥着很多痛苦和不滿。

社會需要構建起這樣一個關懷和支持系統，這個系統才能叫「生育友好和婦女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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