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瘋狂本體論（上）：精神病與瘋狂 有其充份的合理性
如果說哲學是人類理智的產物，那麼瘋狂就是哲學的對立面。但長久以來，只有很少數哲學家直面這個對立面。傅柯在1961年出版的《古典時代瘋狂史》可以說是思想史或哲學史中最為詳盡分析瘋狂問題的著作，甚至可以說他是第一位對瘋狂問題有足夠尊重的思想家，他並沒有輕易將瘋狂打發為非理智現象，然後拒絕以理論來審視瘋狂。但是，今天我們想談的並不是傅柯，而是黑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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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黑格爾是典型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這似乎意味著他會像笛卡兒那樣對瘋狂作出聲討或蔑視。但事實上，德國古典哲學家，特別是謝林與黑格爾，都對瘋狂很感興趣，甚至在他們的哲學體系中，都把理性的根據看成有瘋狂特性，也認為上帝內在包含瘋狂的性質。而且，他們不單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探討理性與瘋狂的關係，也對精神病的結構和案例做了相當多的分析。黑格爾在海德堡大學和柏林大學講授哲學時，都有詳細講解精神病現象該怎樣被理解，可惜的是，他在出版著作中卻很少寫到這一部分，僅僅在《精神哲學》中提出他的論述，因此他的精神病和瘋狂理論在他逝世後就幾乎沒人注意。就算在當代學院裡，專門討論黑格爾瘋狂理論的著作仍然寥寥無幾，Daniel Berthold-Bond 的《Hegel’s Theory of Madness》便是少數專著之一。
19世紀歐洲瘋狂簡史
在討論黑格爾是如何哲學地分析瘋狂和精神病之前，我們有必要理解一下精神病本身的治理和理論歷史。黑格爾與謝林對精神病的研究興趣與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精神病醫學發展背景有關，而且還牽涉到他們自己的親朋：比如謝林的弟弟是執業精神病醫生，治療過黑格爾的妹妹十年；他們年輕時代的好友、詩人荷爾德林也有嚴重精神病。更宏觀來說，一個社會對於瘋狂的理解和處置，最終涉及到的是如何區分出可受法律監控的人，以及定義如何把規範配置到自然人身上。這些問題本身就是哲學所關注的核心，但哲學家們要到19世紀才有意識地關注瘋狂，這很可能是因為歐洲社會制度和醫學本身也要到19世紀才嘗試以人道主義和理智態度來處理瘋子。
謝林：「絕對無差別的同一」既非觀念，也非實在，而是兩者的統一
雖然瘋狂是人類自古就有的精神現象，但是要到近代（文藝復興時期後），這個心身狀況才受到社會性的治理，被國家有意識地管制。在歐洲，1656年建的巴黎總醫院（Hôpital général de Paris）就是最早一批管理瘋子的機構。雖然它叫醫院，但實際上它是司法監禁機關，而不是醫療機關，除了瘋子，裡面也關著罪犯和窮人。瘋子都被殘酷對待，長期被鐵鍊鎖著，關在陰濕的地牢中，看守者也不將瘋子當成人來看待。這種不人道的狀況維持了最少一個世紀，連英國國王佐治三世在晚年精神失常時，也都在瘋人院中遭到看守者虐打和禁錮。這個情況到18世紀末期才慢慢出現改變，大革命後的法國國民制憲議會將瘋狂定義為醫理狀態，因犯罪被捕的瘋子經醫生鑑定後會被安排進醫院治療。也是在這個時候，個人的瘋狂才被當成可治療的疾病，「精神病」的概念開始被社會接受，而且精神病患者有被免除司法責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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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其他國家也隨著法國而變革精神疾病的管理，這也促成了醫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的大量新研究出現。而在19世紀德國，神學、文學與哲學也都對瘋狂問題深入探討。Berthold-Bond 指出，當時德國的瘋狂理論大概可以分成兩種對立陣營。從精神病的起因來說，學者們分成軀體學派（Somaticist）與心靈學派（Psychist），前者認為精神疾病是身體／生理問題，後者認為這是精神／心理問題；在研究和診治方法上，又分裂成經驗主義方法與形而上學—浪漫主義方法，前者集中在分析和描述病人症狀、他的心身狀態和個人歷史，後者則嘗試用形而上學思辨的方式判斷瘋狂在神學和文學的意義，人的精神如何與滲透在萬物中的能量（例如所謂的動物磁能（Animal Magnetism））發生關係。
可以說，這時期德國的精神病研究重複了哲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主題，只不過研究的對象由一般的知識聚焦到精神病。這些在19世紀發生的學派論爭，其實一直延伸到今天。簡單來說，這些在應用性或治療性問題中的學派論爭，最終都涉及到一個哲學問題：我們能否在可量化觀察的現象之外，找到事物的總體性連結。這個哲學問題如果放在意識或心靈上會引起更大的難處，因為這意味著我們要在意識的可觀察現象之外，找到把現象串聯起來、但自身卻又是無意識的連結。
黑格爾和他身邊的精神病
黑格爾常常被理解為一個喜歡做「綜合」的哲學家，這是因為他時常把思想的對立整理出來，並且嘗試提供一種「第三路線」。但黑格爾的綜合其實不是妥協做法，因為他並不只是要表明對立的兩方都有正確之處，他更喜歡說的是：對立的兩方都是片面、錯誤的。眾所周知，黑格爾並不是一個經驗主義者，但他對浪漫主義和抽象的形而上學有更多的批評。在瘋狂和精神病問題上，他也是對經驗主義研究和浪漫主義研究大加攻擊。黑格爾對經驗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批評滲透在他整個哲學體系中，他在每個分支主題上都進行著這種雙重理論鬥爭，因而我們在任何一個主題上都可以窺探到他整個體系的核心。然而，瘋狂和精神病主題對他來說有著特別意義，可以說比其他主題更影響了他的個人生存處境，甚至能夠動搖他對絕對精神和解一切矛盾的信心：他的妹妹克莉絲汀（Christiane Luise Hegel）與曾經的摯友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都有長期精神病。
黑格爾與妹妹克莉絲汀一直感情深厚，克莉絲汀對黑格爾甚至有過度依戀的傾向，在他結婚時非常嫉妒，及後又精神崩潰，被診斷為歇斯底里症（hysteria），直到逝世之前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和療養院，黑格爾死後她又因為悲傷過度跳河自殺。黑格爾在他寫給表弟的信中透露他難以接受妹妹精神崩潰，甚至認為精神病對人的情緒觸動比其他事情都要深重。黑格爾年輕時的好友荷爾德林在多次參與革命運動後覺得德國無比落後保守，深感絕望，進而精神崩潰，終生沒有完整康復。
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把一切自然和精神現象都安置在絕對精神的秩序之中，任何否定性的、壞的、幻覺性的東西因而都有自己的地位，它們不足之處僅僅在於它們封閉在片面的矛盾中，沒有與總體世界有機地聯繫起來。因而我們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看到他討論那些對現代人來說邪惡下流的現象，但他都充分分析它們的合理性在哪：禁慾主義、宗教迷信、拜物、奴役、野蠻人和精神病都是一些精神現象，而不是完全荒謬、非精神性的低下事物。黑格爾這種理論建構固然出自哲學概念上的決策，但也表現了他對萬物的包容態度，甚至也隱含了他對克莉絲汀和荷爾德林的同情——他要在理論中理解精神病的概念結構是什麼，以推論精神病患可以被治療的關鍵在哪。
文章下篇——黑格爾的瘋狂本體論（下）：瘋狂是潛在於精神的狀態 而不是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