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如果你是社會底層:一場不平等的疫戰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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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全球已有434萬例確診、29.6萬例死亡。雖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位處不同階層者,其抗疫資源與感受註定難以對等。疫情暴露了特定階級、民族與人群的脆弱性,在病毒肆虐下,這些個體無可避面地落入醫學與報道的南方地帶。病毒本身並無歧視性,但人類的社經分配差異,卻導致生命在面對防疫風暴時,必然出現貴賤之分。

百年難除的美國黑人弱勢

截至5月14日,美國已有142萬例確診、8.4萬例死亡,堪稱疫情下最大災區。在現有數據中,非裔人口占全美13%,卻在肺炎死亡人口中佔比27%;反觀占人口數60%的白人,僅為全美新冠肺炎死亡人口中的49%。無獨有偶,以非裔人口為多數的州,佔全美冠狀病毒確診案例的52%、死亡案例的58%。病毒當前,種族間的懸殊弱勢表露無遺。

即便解放黑奴已過百年,美國仍超脱不了歷史語境的宰制。在本土的黑人群體中,有相對高比例的人口仰仗着低薪酬、缺乏工會系統的零工維生;受迫於此等經濟條件,其大多隻能避居於衛生與治安條件欠佳的小區。故早在疫情爆發前,美國黑人的生活圖景觀便不甚樂觀:高於白人一倍以上的失業率、惡劣的居住環境、易罹哮喘等慢性病,此般種族劣勢在遇上疫情後只能加劇苦難。

美國黑人群體長年身處治安、收入與衛生底層,圖為2015年芝加哥黑人社群抗議警方濫用暴力,槍殺17歲黑人青年拉昆·麥克唐納(Laquan McDonald)之景。(新華社)

病毒肆虐下,黑人受到高失業率與高感染風險的雙邊夾擊,有的家庭驟失經濟命脈,陷入飢餓的困頓中;許多未失業者則因身處不可或缺的崗位,故能保住飯碗,卻也由此暴露在病毒的獠牙下。他們穿梭於郵政、公共交通部門、醫院、雜貨鋪與快餐店,既無法實踐遠程工作,自然也就對社會隔離的特權無福消受。

以紐約為例,其之所以成為此次美國的疫情震中,除有都會人流的因素外,更受生存不平等催化。此處既是美國的經貿中心,也是最不平等、最種族區隔的場域,種種先決條件迫使黑人淪為被犧牲的羔羊,他們若非從公司被裁員,就是鎮日奔波勞動,與病毒進行沒有本錢的豪賭。

在這座城市裏,黑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為白人的兩倍,但他們的生活仍要持續下去。

紐約的醫護人員正在搶救新冠肺炎病患。(AP)

被犧牲的巴西貧民與土著

類似的情景,也在巴西上演。

根據統計,巴西約有1140萬人生活在市區貧民窟(Favela)內,所謂「Favela」意指由居民自建的非正式住宅區,不僅極為擁擠,也不受衛生保潔、自來水、電、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務覆蓋,故向來是流感、麻疹、肺結核與登革熱的大本營。此處居民既缺乏遠程工作所需的電腦,也大多在基本服務業謀生,例如擔任收銀員、醫院清潔工人、司機、廚師、家庭幫傭等,自然難以杜絕感染風險。某些貧民窟的疫情,便是透過富人社區的度假歸國者,傳給了必須工作以求温飽的底層人民。

巴西貧民窟內,因疫情而失業的美甲師。(AP)

此外,土著也是疫情下相對脆弱的一群。受現代文明、發達、城市化、資本化傍身的全球世界,本就長年與本土文明、落後、村落化、貧民窟化、碎片化的土著世界保有不平等的吞吃關係;在巴西的現代化過程中,土著被迫落入低端全球化的軌道中,由狩獵與採集的前現代模式,換軌為都市的底層勞工,既失傳統生計,也與文化資源脱節,最後只能在貧民窟與工業入侵的雨林孤島中掙扎求生。病毒的出現,不啻是加劇了種族消亡的進程。

反觀聖保羅與里約等大城,富人在疫情前的最大娛樂,就是流連於海灘與酒吧中;如今的隔離禁令,也不過是讓其改採在線聚會模式,無論是與朋友喝啤酒視頻聚會,或是與家人親戚視頻聊天,更有甚者,直接舉家搬遷到人煙稀少的別墅或農莊中。上述舉措,對於底層人民而言,簡直就是夢中囈語。

歸根究柢,巴西的疫情放大了自身、甚至全拉美都有的發展困境:貧富不均、政治腐敗、公共設施長期羸弱、資源分配普遍破碎、國家被單一經濟發展模式掏空,種種現象在疫情的催化下,以死亡的焦慮竄出。截至5月14日,巴西已有18萬例確診、1.2萬例死亡。

巴西土著本就苦於生存危機,此時更成疫情下格外脆弱的一群。(Reuters)

極化的伊朗階級與民族

同樣的防疫不平等,也發生在亞洲的伊朗。

伊朗受國際制裁多年,貧富差距極為懸殊。以首都德黑蘭為例,富裕的城北是中上階級的聚居地,銀行門口置有消毒洗手液,富人能奉行居家隔離的防疫原則;貧困的城南則向來是毒品猖獗處,許多家庭終身棲居違章住宅,全賴母親在巴扎(市集)擺攤維生,如今巴扎多因疫情而封閉,居民頓失收入來源,婦女不僅要設法開拓新財源,還得看顧停課在家的孩子,甚至照料被病毒感染、無藥可醫的親人。

德黑蘭城北是中上階級聚居地,享有較多防疫資源。(Reuters)

德黑蘭的兩極慘狀,幾乎就是伊朗整體的防疫縮影。但疫情不只剝削了伊朗的底層與婦女,其魔掌甚至也伸向了缺乏身份的阿富汗人。截至2019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全伊朗約有300萬阿富汗人,其中約有95萬是登記在案的難民、45萬具有護照與簽證,其餘皆為非法居留。在平日的伊朗社會中,阿富汗人多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同時承受着波斯民族主義的公然歧視。

疫情爆發後,即便阿富汗生活極不安全、衛生條件也相對惡劣,卻仍催生一波阿富汗人返鄉潮。原因正是,如果運氣好,回到阿富汗後起碼能獲取一定程度的醫衛照顧,尤其是塔利班佔領區,既強制居家、也派送蔬果,遠勝於其在伊朗無人聞問的慘狀。但也正因這波返鄉潮,使得伊朗疫情大規模散入中亞。

塔利班在阿富汗防疫中出力甚多。(AP)

在上述三國案例中,不論是被視作已開發國家的美國、在發展狀態來回碰壁的巴西,或是因長年制裁而經濟高危的伊朗,皆存在底層失語與抗疫不平等的現象。

在美國黑人群體眼中,民主黨能給的似乎永遠只有口號與麵包屑,共和黨則竭盡全力支持資產家;巴西政府則根本顧及不了貧民窟與土著的基礎生活,於是如今組織貧民窟防疫工作的,便多是毒販與黑幫;伊朗民間雖自組互助會,努力援助赤貧地區與人群,卻屢屢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掣肘,只因後者欲藉病毒的恐慌團結伊朗,炒作一波愛國情緒的高潮。

疫情就如一段縮時攝影,讓平日深水靜流的社會分歧難再隱匿。然而正因底層的失語與不易發聲,使其極易成為被忽略、犧牲與拋棄的對象。面對這場註定不平等的疫戰,底層的反抗顯得無力而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