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血濃於水到血海深仇：俄烏戰爭為何停不下來？
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後，圍繞俄烏停戰進行了一系列操作，包括強逼烏克蘭簽署礦產協議、繞過歐洲直接與俄羅斯談判，種種驚人的大刀闊斧，目的就是盡快促成雙方停火。
但從結果來看俄烏似乎都不完全領情：普京（Vladimir Putin）立場依舊強硬，雖與特朗普進行通話，卻不同意停火30天的提議；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也持續抗拒特朗普的壓制，希望最大程度保住烏克蘭的國家利益。到頭來，僵局仍在繼續，戰爭還是停不下來。
而觀察背後原因，除了這場衝突牽涉美歐俄的地緣博弈、所以戰後安排格外複雜外，更是因為俄烏民族意志不僅各自強悍、還持續碰撞，雙方雖然都有呼籲停火、抗拒動員的反戰力量，卻更多湧動着決一死戰、同歸於盡的血性執着，導致俄羅斯雖因戰爭影響國內經濟與生活秩序，卻依舊有人支持全國動員，正如烏克蘭即便不可能收復失地、打退俄軍，卻依舊要繼續這場損失慘重的反抗。
但從種族組成來看，俄羅斯與烏克蘭同為東斯拉夫人，理應是血濃於水的兄弟之邦，卻一步步走到今日的兵戈相向、血海深仇。細究雙方濃烈敵意的根源，其實還是截然不同的記憶對抗與地緣想像：在俄羅斯看來，烏克蘭始終是俄羅斯民族身份重構的一部分，俄烏問題的根源則是外界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威脅；但在烏克蘭眼中，「去俄羅斯化」是烏克蘭重塑民族身份的核心，俄烏衝突則起於俄羅斯的帝國擴張意識與地緣野心。
而正是這種情緒對壘與安全分歧的相互催化，推動了後冷戰時代的一系列俄烏衝突，包括烏克蘭的兩場顏色革命、俄羅斯發動的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及隨後一路引爆的頓巴斯8年內戰、2022年俄烏全面戰爭。而在兩股滔天恨意背後，矗立着彼此互斥的敘事建構與身分想像。
作為「殘酷保護者」俄羅斯
首先是俄羅斯。
長年以來，俄羅斯的民族構建都仰賴與文化共同體的互動，所謂共同體包括東正教徒、斯拉夫人、俄羅斯族，也包括認同俄羅斯核心價值、俄羅斯文化的群體。因此即便蘇聯解體，莫斯科仍持續宣傳所謂「俄羅斯世界」，並向原蘇聯國家公民大量派發俄羅斯護照，對烏克蘭就更是念茲在茲。
在俄羅斯人的記憶中，俄烏具有共同的文明起源和文化同一性，即便分裂為不同國家，也不過是一段大俄羅斯民族框架內的小俄羅斯認同發展過程。這就形塑了俄羅斯民族主義在理解俄烏衝突上的兩個基礎認知：第一，俄羅斯對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公民、烏東地區的親俄羅斯群體有保護責任，而要求被保護者對俄羅斯表示忠誠也完全合理；第二，西方長期慫恿烏克蘭脱離俄羅斯文化，甚至與俄羅斯為敵，因此俄羅斯對克里米亞、頓巴斯的行動是保衛文化共同體的價值之戰，目的是喚醒被西方價值蒙蔽的烏克蘭人、引導烏克蘭回歸共同的文化價值體系。
顯然，這種敘事既否定了烏克蘭的現代國家身份，也賦予了俄羅斯干涉烏克蘭的合理性，例如普京就不止一次強調克里米亞、頓巴斯是俄羅斯歷史上的固有領土，2014年更以「保護克里米亞俄聯邦公民和俄語居民的人權和生命不受侵犯」為由出兵克里米亞，隨後的克里米亞入俄則進一步強化了俄方的亢奮情緒；2022年，俄羅斯又以「保護頓巴斯俄羅斯人和俄語居民安全」為由，開始了對烏「特別軍事行動」，並提出「去納粹化」、「去軍事化」兩大目標。
而這種認知也投射到了具體政策上。例如2014年起，俄羅斯就提出多項針對烏克蘭入俄移民的優惠措施；2018年，俄羅斯開始簡化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居民申請俄羅斯國籍的手續；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其適用範圍又擴大到烏克蘭全境。
當然，保護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俄語居民為何非得開戰，俄羅斯的歷史敘事也能提供答案：那就是「抵禦外敵入侵」。
回顧歷史，俄羅斯曾多次驅逐外敵，包括蒙古韃靼鐵騎、17世紀初的波蘭軍隊、1812年的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20世紀的納粹德國。即便日後蘇聯不再遭受大規模侵略，「抵禦外敵入侵」仍是構成國家記憶的重要敘事主題，一直到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都是如此，當然也包括應對烏克蘭問題。
從2014年介入克里米亞開始，俄羅斯政治精英就不斷重複「抵禦外敵入侵」的敘事：因為烏克蘭政府漠視克里米亞、頓巴斯人民的利益訴求，侵犯了境外俄羅斯人和俄語居民的語言、文化權利，西方又在人權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縱容烏克蘭當局進行「種族滅絕」，所以俄羅斯被迫介入烏克蘭。
說得更直接，這種敘事中的俄羅斯人並不是侵略者，而是自我定位成外部強權壓迫下的「受害者」，所以一切對外行動都是為了自衛而發起的反擊。例如普京就在講話中多次強調，這是一場俄羅斯被迫進行的「自衛反擊戰」，指出「烏克蘭當局的種族清洗暴行」是嚴重的安全隱患，又以彼得一世「收復失地」的歷史經驗為俄軍佔領頓巴斯提供合法性，再用蘇聯反法西斯勝利的集體記憶激勵在頓巴斯抗擊「新納粹」的俄羅斯軍人。
簡單來說，在俄羅斯形塑的敘事中，戰爭發起方不是俄羅斯而是西方，美國領導下的北約東擴則是所有悲劇的始作俑者，是對俄羅斯國家利益的直接威脅，也是蘇聯解體以來西方持續壓迫俄羅斯的鮮明例證。因此俄羅斯所為即便殘酷，卻也是為了抵抗入侵、保護烏克蘭。
正是這種「殘酷保護者」的身分敘事，構成了俄羅斯面向全球、動員全國、持續推進的精神核心。
作為「倔強受害者」的烏克蘭
不過，烏克蘭顯然對此無法苟同。
在烏克蘭人的敘事中，其同樣有外部強權威脅不斷威逼的歷史記憶，並且從蒙古人、日爾曼人、奧斯曼土耳其人、立陶宛大公國、俄羅斯帝國、波蘭、德國，持續到了今日的俄羅斯。這些記憶強化了烏克蘭的「受害者」身分敘事，也成為今日烏克蘭遭遇外部威脅及強權入侵時，政治精英集體調動的基本措辭。
不過，烏克蘭眼中的強權似乎只有俄羅斯，這明顯是受蘇聯解體、烏克蘭創建民族國家主體的需求所影響，導致後蘇聯時代的烏克蘭回顧過去，直接就把俄羅斯定調為武裝侵略者和文化殖民者，尤其譴責沙俄、蘇聯政權給烏克蘭人帶來的苦難以及對烏克蘭創建民族國家的阻礙。
在烏克蘭人看來，俄羅斯一向有對外擴張、開疆拓土的傳統，並且長期把烏克蘭視為帝國的自然延伸，進而迫使烏克蘭屈服於其勢力範圍內。因此，當莫斯科持續宣傳俄烏為同一民族，往往會受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蔑視嘲笑，最終反向強化了烏克蘭的「受害者」意識。而在「受害者」敘事內，烏克蘭也不斷緊靠自己的「拯救者」，從現實來看，也就是北約與歐盟：基輔將加入這兩個組織視作擺脱強權壓迫、維護烏克蘭主權的歷史使命。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這種傾向進一步深化，烏克蘭政治精英普遍譴責俄羅斯的武裝侵略、同化意圖；2021年烏克蘭在獨立三十年來首部明確的對外政策戰略文件中，將「對抗俄羅斯的侵略政策」作為對外政策方向之一，烏克蘭文化部更從歷史敘事角度重新梳理了「俄羅斯侵略史」；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後，澤連斯基同樣譴責俄羅斯試圖消除烏克蘭的民族屬性，攫取烏克蘭國家主權和領土，並且持續呼籲北約、歐盟接納烏克蘭。
當然，從現實層面來看，歐美更多是把烏克蘭當作「放血」俄羅斯的工具，且即便有北約軍援，在巨大的實力差距下，烏克蘭也沒有收復失地、徹底擊退俄軍的可能，但烏克蘭依舊一路鏖戰至今，可以說是犧牲一代人的血肉生命與發展未來，最後也換不到加入北約的門票。但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飛蛾撲火的倔強，也是受到烏克蘭歷史敘事中的英雄情結催化：正因為俄羅斯堅不可摧，所以烏克蘭更要反抗。
在近代烏克蘭人的記憶中，外部強權頻頻阻礙烏克蘭民族文化發展，處於外敵威脅和壓迫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於是在逆境中興起，民族主義者為烏克蘭的國家地位而戰，是烏克蘭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與此同時，烏克蘭也全盤否定沙俄、蘇聯歷史中的主流英雄人物，重新評價烏克蘭歷史上反抗過俄羅斯統治的爭議性人物。
在關於哥薩克歷史的敘事中，俄羅斯被斥為殖民統治者，哥薩克首領被視為民族獨立英雄；在關於蘇聯的敘事中，俄羅斯被指為侵略者和佔領者，而烏克蘭是被殖民的國家，1917年到1921年短暫存在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則被視為現代烏克蘭保持其國家地位的典範；二戰經歷則被定義為烏克蘭人爭取獨立的鬥爭，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和烏克蘭起義軍（UPA）的極端民族主義行為被描述為「民族解放運動」，其領導人被追授「民族英雄」稱號並允許公開紀念。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澤連斯基更在演講中宣稱「烏克蘭的所有城市都是英雄城市，兒童成人都是國家英雄」，以烏克蘭的民族英雄主義情結號召全民參戰，並以「市民在抵抗俄國人的進攻時表現出的英雄主義和抵抗意志」授予哈爾科夫、切爾尼高文浩、馬里烏波爾、赫爾松等城市「烏克蘭英雄城市」稱號。
整體來說，在烏克蘭當前的主流歷史敘事下，自己雖是俄羅斯侵略鐵蹄下的受害者，卻也是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倔強英雄，這種「倔強的受害者」想像，正是烏克蘭面對這場明知不會贏的戰爭，卻還持續拒絕出讓領土的重要基礎。即便是美國已經下場干預、烏克蘭分裂成為定局的現在，這種情緒依舊在牽動烏克蘭的抵抗意志。
當然，戰爭不只是敘事與意志的動員，更會以實力挫敗前者脈動。俄烏眼下看似互不相讓，但總有一日，戰爭還是會以某種方式停下來，到時烏克蘭或許會看着破碎河山認識到，有時「受害者」想像反成自我實現的預言，賭上身家的倔強則是萬千英雄的骨血鎔鑄；正如俄羅斯也或許會望着千瘡百孔的新領土，明白有時「保護者」想像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再怎麼殘酷的雷霆萬鈞，也總有征服不了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