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鼠目寸光　美國式威權主義　哈伯馬斯的警告不止於此

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再度入主白宮後，世界範圍內針對美國的批評就不絕於耳，尤其是特朗普於4月2日啟動針對全球的關稅戰後，對於世界體系的悲觀論調更是層出不窮。比如橋水基金（Bridgewater）創始人達利奧（Ray Dalio）認為，我們正目睹一場教科書級別的崩潰，包括貨幣體系崩潰、政治格局崩潰、世界秩序崩潰。

特朗普發起關稅戰前，哲學泰斗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發表原題為《為了歐洲》的長文，既表達了對歐洲未來的擔憂，對美國和特朗普的批判，也對全世界都在面臨的數字威權主義發出提醒。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社會批判，作為該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以及德國當代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哈伯馬斯雖已95歲高齡，仍在推出新作並持續在媒體撰文針砭時弊。

在《為了歐洲》一文中，哈伯馬斯以俄烏戰爭為例毫不留情批評了歐洲的鼠目寸光，並坦言，對歐洲而言，特朗普重新掌權並引發美國政治體系動盪，西方主要國家領導人尤其是七國集團（G7）認同的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格局已土崩瓦解，這場世紀變局將帶來深遠影響，不僅關乎烏克蘭戰爭的走向與結局，更考驗歐盟能否在新形勢下找到自救之道，否則歐洲必將被拖入美國霸權衰落的旋渦。

對美國和特朗普，哈伯馬斯也予以激烈批評，並認為特朗普向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普丁或浦亭）主動示好，本質上承認了一個事實：儘管經濟實力猶在，美國已失去超級大國的絕對優勢，至少放棄了全球霸權的野心。此外，哈伯馬斯也強調，中國崛起已成定局，政府通過「一帶一路」的長期佈局正收穫戰略紅利；印度也開始在全球舞台發出自己的聲音；巴西、南非、沙特等中等強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參與國際秩序重塑。東南亞地區同樣經歷着深刻變革。過去十年關於「多極化世界」的討論驟然升温，絕非偶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中哈伯馬斯還借美國制度變革對全世界都在面臨的數字威權主義發出提醒。在哈伯馬斯看來，美國製度變革表象上會保留已被架空的憲法，實際上卻在構建一種技術官僚與威權統治的混合體制。隨着社會問題日益複雜，這種體制正好迎合了「去政治化」民眾的期待——他們早已厭倦了承擔重大政治決策的責任。政治學界早有「規制型民主」的理論，為這種趨勢提供了學術包裝。在這類體制下，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就被視為足夠，至於民眾是否真正參與理性討論，根本無關緊要。這種新型威權統治與歷史上的法西斯截然不同，美國街頭看不到制服遊行，日常生活大體照舊——除了那些四年前受總統煽動衝擊國會、如今卻獲得赦免的叛亂者。社會依然沿着清晰的文化分歧線嚴重分裂。挑戰政府違憲的訴訟才剛剛進入下級法院。媒體半推半就，尚未完全屈服。高校和文化界開始出現零星抵抗。但新政府的行動效率毋庸置疑。

這已經不是哈伯馬斯第一次對技術官僚與威權統治的混合體制發出警告。自上世紀後半葉開始，哈伯馬斯就開始對「公共領域」表達擔憂，因為相較於歐洲過去的沙龍文化和咖啡廳文化，在工業社會來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媒體落入了大型集團手中。在政治與經濟精英掌權的情況下，一般民眾的發聲受到了限制，因此原本的「公共領域」淪為少數特權人士的發揮場域。而要想達到「有效通過」，首先便要克服權力不對等，並對「公共領域」進行重塑。

新世紀後開啟的網路革命尤其是自媒體的興起，哈伯馬斯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如今公共領域的生態再一次發生了改變。其在2022年出版的新著《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與審議式政治》中認為，過去人們接收訊息的主要媒體是報章雜誌，而這些新聞媒體多有編輯與監督機制，能為傳遞的訊息進行質量監督。然而，在自媒體當道的現在，人們接收訊息的管道多為社群媒體，且由於大部分人如今都有了發聲的權力與管道，因此人們接收到的訊息雖然變多了，但也變雜了。在龐亂的訊息中，勢必參雜了虛假與無用的訊息，會對人們的判斷造成干擾與誤導。再加上算法的訊息餵養，使人們無可避免地活在同温層中，難以接收到不同的觀點，或與相反的意見進行交流與辯論。如此一來，看似開放的網絡空間，實則存在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並模糊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線。

與哈伯馬斯的提醒類似，以色列人類學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智人之上 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訊息網絡簡史》一書中也悲觀斷言，雖然人類能建立大規模合作網絡，以此獲取巨大的力量，但這些網絡的建構方式注定了人類對這些力量的運用常常並不明智。事實上，人類正在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赫拉利進一步闡釋說，人類雖然積累了海量訊息，從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到遙遠的星系，無所不包，卻仍然無法回答生命中最重大的問題：我們究竟是誰？我們應該追求甚麼？甚麼才是所謂美好的生活，我們又該怎樣過上這樣的生活？我們雖然掌握了大批訊息，卻還是像遠古的祖先，容易受到幻想與錯覺的迷惑。即使是現代社會，偶爾也會出現群眾大規模失去理智的情形。而且人們往往深陷天真的訊息觀而不自知，以為訊息越多越好，且訊息越多就越逼近真理和真相。在赫拉利看來，這種天真的訊息觀為發展更強大的訊息科技提供了理由，而這種觀點也成為計算機和網絡時代半官方意識形態。

從這個層面來看，結合哈伯馬斯的提醒和警告，看似被新技術和便捷訊息包圍的現代人，究竟是更開放了還是更封閉了？新媒體的興起究竟會削弱傳統的統治權力還是會進一步強化數字威權主義？這顯然不僅是某一個國家面臨的課題，而是關乎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