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伊始，亞洲貨幣迎來集體大漲。從市場表現來看，包括人民幣、港元、日元、新加坡元、新台幣等在內的亞太區貨幣兑美元均錄得漲幅。台幣兩天暴漲10%；新加坡元飆升至近十年最高水平；人民幣在岸匯率周二大漲近600點，升至去年11月以來最高；香港金管局再注資605.43億港元單次注資再破記錄，需要賣出港幣買入美元維持聯繫匯率制⋯⋯從5月1日至7日，MS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已經上漲了1.5%。

就在亞洲貨幣集體上漲的同時，美元指數則跌跌不休。5月7日，美元指數為99.5，雖然較此前最低觸及97.91有所回升，但目前仍處於低位，較今年年初的110上方區間跌去9.4%。

在特朗普貿易戰和美元基本面削弱的雙重打擊下，亞洲投資者正在大規模「逃離」世界儲備貨幣——美元，「賣出美國，買入亞洲」的投資主題愈發強烈，資金大規模迴流亞洲，推動亞洲貨幣出現歷史性反彈、股市也隨之上漲。

自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亞洲經濟體長期深陷「美元陷阱」。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資本外流，導致亞洲多個國家貨幣暴跌。此後，亞洲地區加強了美元儲備的積累。但如今，當貿易保護主義撕裂全球供應鏈，亞洲出口大國對曾經的「穩賺不賠」邏輯，將貿易盈餘投資於美國資產的傳統模式產生懷疑，並逐步調整外匯儲備的投資方向，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動搖。Gavekal Research的創始合夥人Louis-Vincent Gave表示：「這種情況類似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反轉』」。

華爾街多家大行發表了相同的觀點。高盛表示，投資者客戶的資金流動正在發生重大轉向，從做空人民幣轉向做多人民幣，這正是美元逐漸失去吸引力的信號之一。法國巴黎銀行亞太地區利率和外匯策略師Parisha Saimbi認為：「資金迴流的說法正在成為現實，因為投資者和出口商要麼在平倉，要麼在匆忙對沖，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這都表明美元的支撐正在轉變，並走向下行，我認為這說明『去美元化』正在行動。」

從實際交易上看也證明瞭，曾經被市場視為「穩賺不賠」的套利交易開始土崩瓦解。以往都是依賴於在香港美元遠期市場買入美元，但隨着香港美元匯率的不穩定，這一策略已開始出現逆轉。「宏觀基金和槓桿交易者在港元遠期『免費金錢』交易中投入了數千億美元，而現在他們正在撤資。」為了應對美元流動性的變化，香港金管局也做出了調整。周一，香港金融管理局宣佈減少美國國債的持有期限，並加大對非美元資產的投資。

有些輿論擔心這是美國設的局，又在策劃一場「廣場協議」2.0版。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2024年11月發表了題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的研究報告，提出通過大幅提高關稅迫使全球匯率格局作出調整，進而實現美元貶值並創造條件啟動美債重組，最終實現美國製造業重振。

其內容使其獲得「廣場協議2.0」的稱號，並被市場冠名「海湖莊園協議」。雖然目前美元走低的局面，與「海湖莊園協議」有一定的吻合，但這個構想是不可實現的。摩根大通分析稱，美元的疲軟並非源自某種協調性協議，而是由基本面等諸多變化推動的，比如美國經濟增長預期被下調，貿易戰導致的擔憂加劇；美國聯儲局獨立性惹爭議；美債期限溢價上升與美聯儲終端利率下降同時出現等等。

亞洲出口國基於出口比較優勢對歐美髮達經濟體長期有貿易順差，積累了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資產，過去主要投資於歐美金融市場，而在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推出後，隨着美國金融市場「例外論」褪色，亞洲新興經濟體逐漸減持之前持有的美元資產，並在亞太各國金融市場觸底背景下逐漸增配本區域和本國金融資產，一方面進一步加大了美元的拋壓，另一方面也對本幣形成支撐。

高盛指出，各國央行正加速「去美元化」，轉向其他儲備貨幣配置。韓元、新加坡元和人民幣分別因債市開放、信用評級高、貿易量大，被視為亞洲最有潛力的替代選擇。

5月7日，著名經濟學家Stephen Jen警告稱，亞洲出口商和投資者多年來可能積累了"極其龐大"的美元儲備，這擴大了亞洲地區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隨着美國主導的貿易戰不斷加劇，一些亞洲投資者可能會將大量資金匯回，美元可能面臨2.5萬億美元的「雪崩式」拋壓。

值得看到的是，也正是由於擔心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全球資金開始湧向亞洲債券。數據顯示，3月亞洲債券吸引了七個月來最大規模的外國月度資金流入。數據顯示，3月亞洲債券吸引了7個月來最大規模的外國月度資金流入，根據韓國、印度、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監管機構及債券市場協會的數據，當月外國投資者淨買入了價值71.6億美元的該地區債券，這是自2024年8月以來最大的月度淨買入額。

其中，韓國債券連續第二個月吸引了強勁的資金流入，達到39.9億美元，這是自2024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印度債券的淨流入額為11.1億美元，創下7個月來單月最大漲幅；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債券市場的跨境資金流入分別為9億美元、7.32億美元和4.21億美元。

在美國施加所謂的「對等關稅」後，印度、菲律賓和泰國都在4月下調了利率。中國也於5月7日宣佈下調了利率。一方面，特朗普的激進關稅政策、施壓聯儲局等導致美元的儲備貨幣及避險資產地位受到削弱，市場轉向亞洲貨幣等更優質的避險資產；另一方面，全球央行進入新一輪的政策調整期，聯儲局受制於關稅、通脹等因素，沒有實質降息動作；而中國央行表明「適度寬鬆」立場，韓國等央行也堅持貨幣寬鬆政策。在降息預期和避險需求下，亞洲債券迎來配置機會，這進一步削弱了當下美元和美債的避險地位。

當然除了與美國在貨幣政策上「分道揚鑣」，亞洲經濟體的匯率走強也是促使資本流入的因素之一。在全球資產重新配置的過程中，亞洲債券的優勢，一是亞洲債券具有信貸質量較高的特點，資產有更高的安全性；二是從回報或風險的角度看，亞洲債券也具備性價比。

由於美國經濟衰退預期漸強、美元由強轉弱，亞洲貨幣和亞洲債券逐漸被視作全球資金的「避風港」。但接下來，亞洲貨幣和亞洲債券的走向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