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當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與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通電話，是1月17日通話後近5個月以來的首次，但中美關係已經歷不少驚濤駭浪，尤其是4月以來的關稅與貿易戰風波。

從雙方公布的通話內容來看，整體對話時間約為1個半小時。習近平指出日內瓦會談後，中方嚴肅認真執行協議，美方應實事求是看待取得的進展，撤銷對中國實施的消極舉措，雙方應增進外交、經貿、軍隊、執法等各領域交流，增進共識、減少誤解、加強合作。而據央視新聞報道，習近平也在通話中歡迎特朗普再次訪華。

美方同樣釋出積極訊號，不僅表態歡迎中國留學生來美學習，也同意雙方團隊繼續落實日內瓦共識，盡快舉行新一輪會談。特朗普也發文表示，自己與習近平有「很好的對話」，通話幾乎完全集中在貿易問題上，也討論到貿易協議的一些複雜細節，「我們各自的團隊很快會在待定地點會面」。

整體來說，經歷過去2個月的加碼對峙、各自回撤，當下的中美元首通話無疑是回暖訊號，也應該能給期待穩定的市場帶來一定信心。但這不意味貿易戰即將落幕，畢竟漫長的談判仍在繼續；且即便貿易戰烈度有所下降，從當前的中美競爭態勢來看，美國對華經濟與產業的「安全化」博弈，仍會持續很長時間。

貿易戰是脫鉤政策的趨勢縮影

整體來說，這輪中美貿易戰風波，除了受4月「對等關稅」觸發，也與近十年的美國對華經濟政策趨勢有關。

從2018年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以來，共和黨、民主黨的對華經濟政就逐步趨同，國會也不斷修訂舊法、擬定新法，試圖重塑兩國經濟關係，這股力道主要展現在兩大層面上：第一，限制中美經貿關係，尤其是管制美國對中國科技產品的進口以及中國企業在美國的上市融資；第二，加強美國本土在高科技產業的製造能力，並藉此重塑外部供應鏈體系。

首先是管制對中國在美投資以及高科技產品進口。其實早從2015年以來，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就頻繁審查中國在美投資，接著又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要求所有到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都必須遵守美國法律主動披露資訊。接著，美國國會還專門制定針對中國企業的問責目錄（Holding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並要求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PCAOB）加強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的監管。

受到前述法律影響，不少中國公司紛紛從美退市。接著美國又通過《安全和可信網路通信法》（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ct of 2019）設置「特別指定國家和人員封鎖名單」（Special Designed National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明確將中國華為、中興通訊等科技公司列入美國國家威脅名單，同時限制其產品進入美國。

再來就是加強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2021年美國參議院先後提出《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和《戰略競爭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隨後這兩部法案被融合成《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2022年2月，美國眾議院又通過《美國競爭法》（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和《美國競爭法》於是在同年8月經過部分融合，成為《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並獲國會通過。眾所周知，這是拜登（Joe Biden）任內對華「小院高牆」的政策基礎。

此外，美國也沒有忽略其他製造業領域。2021年，美國國會就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根據該法，美國將在未來8年向基礎設施領域投資1.2萬億美元，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並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另在能源開發方面，美國也在2022年8月通過《削減通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提供超過4,2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關鍵材料的生產。

而前述兩個領域的作法，展現了美國涉華經濟政策的特徵：產業政策捲土重來，同時加強技術管制，以重塑美國與盟友之間的科技合作。例如《晶片與科學法》就禁止獲資助的美國公司在中國新建工廠，以確保製造商在下一個投資週期聚焦於美國及其盟友。同時，禁止美國聯邦機構人員參與外國人才招聘計畫，並要求獲聯邦政府資助者披露其國際合作情況。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輪貿易戰並非某種橫空出世的異變，而是美國對華經濟與產業的「安全化」博弈、或者直接簡稱「脫鉤」的縮影與變體。

經濟與產業格局催生脫鉤趨勢

而這種政策趨勢，不只受到政治精英的立場牽引，也與中美的經濟與產業格局相關。

首先，科技競爭改變了中美關係。二戰之後，美國就是事實上的科技產業大國，也是數字全球化的宣導者和主導者，而這顯然是基於技術優勢所採取的開放態度。但當美國開始感受到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帶來的網路衝擊時，這種開放政策就會立刻被識別為弱點。

以TikTok風波為例，美國政府和國會的主要擔憂在於：TikTok的出現證明中國在高科技方面的發展潛力，且TikTok作為一款以短視頻傳播為主的移動程式，極大地改變了美國人接受資訊的傳播方式。不少人士將美國國內年輕人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以及對以色列的仇視，歸結為受到了TikTok影響。

再來，外部供應鏈的不安全也會促使美國改變政策。說的更直接，在外部產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可能失去在全球關鍵產業供應鏈的領導地位；而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等突發事件，更是暴露經濟互賴武器化的巨大風險。當然「武器化互賴」不是近年才有的新現象，而是國家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固有工具，問題是美國過去從未設想自己與他國的互賴可能「被武器化」，畢竟自己多年來都武器化互賴的主動實踐者。

例如，當前全球晶片代工生產的54%來自台灣。有鑑於近年台海局勢的風高浪急，轉移晶片代工生產能力就成為美國對中國「去風險」的關鍵一步。蘋果公司也是一例，作為全球電子產業超級企業，蘋果公司實施基於生產效率的產業供應鏈佈局，在中國聚集了大量的產業供應鏈。但在中美競爭的巨大壓力下，蘋果最後放棄了部分效率原則，開始逐漸推動供應鏈多元化以減少對華依賴。

整體來說，基於科技競爭壓力和外部供應環境惡化的考慮，經濟安全已經成為美國近十年對華政策的重要場域。與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2.0」的對華經濟政策更加激進，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19世紀重商主義政策的21世紀回歸。但即便拜登政府與「特朗普2.0」在對華經濟政策上略有差異，兩者本質其實殊途同歸：實現美國的產業復興，維護美國在高科技產業方面的主導優勢，尤其是相對中國。

當然，「脫鉤」沒有百分之百，只有程度與場域問題。但在這種政策趨勢崛起下，尤其中國近年也對美實踐類似做法，貿易戰下的元首通話雖能穩定市場，也預示談判將能持續推進，中美的趨勢「脫鉤」卻很難因此暫停。在可見未來內，這場橫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大博弈，還將持續牽引全球的經濟與產業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