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全球範圍內的社會運動以空前的頻率和規模爆發。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全球抗議追蹤器」（Global Protest Tracker）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8月，全球至少有120個國家發生過大規模抗議，涵蓋數百起重大事件。衝突事件資料項目目ACLED的統計則顯示，2024年全球抗議事件總數超過14萬宗，比2023年增長約15%。

從規模看，近期印尼的騷亂堪稱典型。最初只是雅加達街頭學生的集體遊行示威，不到兩周便迅速蔓延全國，並升級為縱火、洗劫、人員傷亡及大規模交通癱瘓等暴力衝突。外界普遍認為，這是自1998年導致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下台的騷亂以來，印尼規模最大、影響最嚴重的一次社會動盪。

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佔領行動同樣在短時間內擴散。2024年4月17日淩晨，70多名學生在東巴特勒草坪搭起50餘頂帳篷，懸掛巴勒斯坦國旗。數日內，這股行動擴展至紐約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系統等數十所高校。兩個月內，美國警方在各地高校逮捕了逾4000名學生。5月，這股校園抗議浪潮跨越大西洋，進入英國、法國、荷蘭、德國、西班牙等國高校，累計參與者超過萬人。

這些運動並非零星事件的簡單疊加。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指出，它們是全球化向逆全球化加速轉向的產物。各國原有的經貿、產業和經濟結構在這一過程中受到衝擊，政治與社會空間被進一步擠壓。逆全球化不僅削弱了跨境貿易與資本流動，更通過產業鏈重構、要素錯配與成本外溢，放大了各國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脆弱性。

由於各國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不同，所承受的衝擊方向與力度各異：有的直指產業與就業，有的圍繞生活成本與代際公平，有的則關乎政治信任與制度改革。

產業與供應鏈震盪引發的罷工與示威，是逆全球化背景下供應鏈「在地化」、「友岸化」以及冗餘產能競爭的直接結果。這些變化衝擊了製造環節及上下游勞工市場。每一次產業鏈的卡頓與再佈局，都會在工資、工時與安全標準上留下裂縫，進而引發裁員、降薪，並演變為社會行動。

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初，德國本土的大眾汽車爆發大規模工人抗議與罷工潮便是典型案例。直接原因是大眾宣佈整體裁員10%，涉及數萬名德國本地工人，並計畫關閉三家工廠——這是大眾歷史上首次在本土關廠。深層原因則包括：俄烏衝突推高天然氣價格，製造成本大幅上升；紅海衝突等事件增加運輸與保險成本，零部件採購價格上漲、交付週期延長，生產效率下降。

更重要的是，汽車產業高度全球化，在電動化轉型和全球市場份額爭奪中，大眾的戰略失誤導致核心市場份額被擠壓，尤其是在中國市場。為維持全球競爭力，公司不得不在全球範圍內削減產能與成本，包括德國本土。

在美國，以亞馬遜倉儲網路為代表的物流環節也面臨類似壓力。生活成本上升與內部績效考核壓力疊加，促使多個州的倉儲中心和配送站輪番停工，參與人數從數百到上千不等，呈現「點狀爆發—社交媒體放大—跨州模仿」的擴散路徑。抗議訴求集中在提高時薪（尤其夜班與旺季）、增加休息與傷害防護、提升演算法排班透明度。

這並非亞馬遜獨有的問題，而是供應鏈緊縮、庫存策略收縮與末端履約成本向勞工轉嫁的集中體現。工會稱，這是美國歷史上針對亞馬遜最大規模的罷工。

當全球分工紅利退潮、經濟增長趨緩，生活成本、教育與住房等剛性支出持續上行，代際與階層流動通道收窄，社會運動便從工廠延伸至校園，並波及更多受到結構性擠壓的群體。這些群體的反抗在經濟壓力與治理不當疊加下，往往會從「政策議價」轉向「政治問責」，成為當下最常見的社會運動類型。這類運動突破了特定群體與制度邊界，涉及更廣泛的社會議題，從而動員更大範圍的參與者。

近幾年，歐洲在核心產業重構與能源衝擊中，普遍面臨「可負擔生活」壓力的系統性挑戰。除產業工人罷工外，2022年下半年起，柏林、慕尼克、阿姆斯特丹等地出現以「能源帳單」和「生活成本危機」為主題的大規模街頭集會，單場參與動輒上萬人，由工會與社區組織輪流主導。

表層口號指向反對極右翼崛起與通脹，深層原因則是能源輸入成本與供應鏈中斷將相對價格衝擊集中施加在中低收入群體。訴求包括電價與取暖補貼、生活必需品稅費減免、低收入家庭定向紓困，以及部分行業利潤再分配機制。

在非洲，近兩年尼日爾、南非、塞內加爾等多國爆發大規模社會運動。其中，2024年6月肯尼亞的反加稅、反高生活成本抗議在規模和持續性上尤為突出。導火索是國民議會通過《2024年財政法案》，計畫額外徵稅3467億肯亞先令（約209億港元）以償還主權債務利息，涵蓋燃料、雞蛋、衛生巾、一次性尿布等生活必需品，並擴大稅基至數字經濟、自由職業者和小商戶。

這引發全國性抗議，尤其在奈洛比、蒙巴薩、基蘇木等大城市爆發大規模集會與衝突。核心力量是受教育程度高但失業率高、收入不穩的「Z世代」，還包括工薪階層、非正規經濟從業者、小商販、網路創作者、部分工會和民間組織。訴求從反加稅擴展到改革配額、降低教育成本、擴大城市就業容量、加強對私立教育與培訓市場的監管。

放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肯尼亞在全球服裝與輕工鏈條分工調整、出口訂單波動的環境中，新一代青年對向上流動機會的預期折價，成為這場運動的深層燃料。

2025年3月，伊朗貨運司機罷工同樣凸顯經濟失序的衝擊。核心參與者包括長途貨運、城際運輸、部分公交與短途貨運司機，以及石化廠、港口裝卸和倉儲工人。勞工組織估計，至少有20個省份、數萬名司機參與，抗議集中在伊斯法罕、設拉子、阿巴斯港、德黑蘭周邊等交通樞紐，核心幹線物流一度癱瘓。

直接原因是政府宣佈柴油價格上調30%、收緊燃油配給並提高高速通行費，被視為壓垮行業的最後一根稻草。訴求從燃油補貼與運費聯動擴展到反腐與價格監管，並質疑執法的選擇性與透明度。

在一些國家，當經濟下行與政治回應遲滯疊加，政治腐敗與治理失靈成為跨國共性議題，社會運動便以「制度改革」為旗幟，獲得更廣泛的聯盟。近期，印尼發生的大規模騷亂，源於議員住房補貼醜聞，激起了年輕人強烈的憤怒，單場集會人數高達數萬。

儘管最初的抗議焦點是「個案問責」，但隨着事件發展，訴求逐漸從具體問題擴展到「制度透明、利益衝突規制與獨立監督」這一更廣泛的政治議題。實際上，民眾對政府處理物價、就業、腐敗等問題的不滿已經積累了很長時間，這次醜聞無疑是壓垮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在韓國，醫生罷工事件也表現出了類似的政治延伸。當部門性政策以「既成事實」的方式推進時，專業社群將行業訴求提升為「程式正義與公共治理」的公共議題，力圖爭取更大範圍的社會同情與支持。這種從「行業抗議」到「制度議價」的升級，正是逆全球化壓力下政治不信任的典型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亞洲爆發的大規模動亂，從斯里蘭卡到孟加拉，再到印尼和尼泊爾。這些大規模的街頭動亂中，其中有三個還造成了政府的崩潰和垮台，分別是斯里蘭卡、孟加拉和尼泊爾。所以，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到轉型，大概率並非是一種和平的過渡，而是會充滿着動亂。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的經濟壓力、政治腐敗和治理不當往往引發社會運動的升級。這類運動從最初的行業反抗向更廣泛的政治制度改革訴求轉變，表明民眾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深刻不信任。隨着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加，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和制度性改革的呼聲將愈加明顯。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全球正處於社會運動的高發週期。印尼的街頭騷亂、歐美的校園佔領、非洲和西亞的反加稅與行業罷工等事件，雖形式各異，卻有共同根源——逆全球化加速重塑產業鏈與要素流動，衝擊各國經濟結構與社會平衡。當能源、供應鏈和市場格局的變化疊加通脹、就業壓力與治理困境，局部行業或群體的不滿便易演變為廣泛的政治與制度訴求，推動跨群體、跨地域的抗爭頻繁爆發，值得警惕。

本文原載於2025年9月18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