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莫基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豪伊特（Peter Howitt），表彰他們對 「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 時，全球經濟學界響起的並非一致喝彩，而是越來越清晰的質疑：這個號稱「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 的獎項，正在逐步退化為封閉圈子裏的智力遊戲，其自娛自樂的傾向在當下全球經濟困局中愈發刺眼。

現實脫節：無法回應真問題的理論狂歡

2025年諾獎得主的核心貢獻被概括為 「揭示創新如何推動持續增長」，但這種看似深刻的闡釋，實則迴避了當前全球經濟最迫切的現實命題。

莫基爾強調的 「科學解釋與社會開放是技術進步的先決條件」，不過是對工業革命史的重複性總結 —— 當人工智能已經引發就業結構崩塌、綠色轉型遭遇技術瓶頸時，討論 「為何18世紀的英國能實現持續增長」 更像是歷史課堂的懷舊演說，而非對現實困境的回應。

阿吉翁與豪伊特的 「創造性破壞」 模型同樣暴露了理論與現實的割裂。他們構建的數學模型完美演繹了 「新企業淘汰舊企業」 的抽象邏輯，卻對當代 「破壞性停滯」 現象視而不見：全球範圍內，科技巨頭通過專利壁壘阻礙創新、金融資本脫離實體空轉套利，這些違背 「創造性破壞」 規律的現實，在經濟學諾獎表彰的理論體系中找不到解答。

當發展中國家面臨技術卡脖子、發達國家陷入增長停滯時，諾獎評委們仍在為半個世紀前就已萌芽的理論框架歡呼，這種對真問題的集體迴避，正是自娛自樂的典型表徵。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諾獎委員會主席哈斯勒宣稱獲獎者 「提醒我們避免陷入停滯」，但該理論既無法解釋美國35萬億美元債務背後的增長悖論，也不能回應中國通過非西方模式實現八億人脫貧的發展奇蹟，更沒有正視當今全球最大創新應用場景的中國偉大成功實踐成果與經驗。當一個理論體系連解釋現實的基本能力都已喪失，卻能獲得經濟學最高榮譽，足見經濟學諾獎評選標準已與學科使命嚴重背離。

理論閉環：自我重複的學術內卷遊戲

2025年經濟學諾獎的評選結果，延續了經濟學諾獎近十年的顯著特徵：在既有理論框架內進行精細化修補，卻拒絕突破範式的創新思考。莫基爾的研究本質上是對諾思 「制度決定論」 的歷史註解，而阿吉翁的模型不過是將熊彼特1942年提出的概念轉化為複雜的數學語言——這種 「新瓶裝舊酒」 的研究能獲殊榮，折射出主流經濟學界的創造力枯竭。

這種學術內卷在評選標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經濟學諾獎委員會對 「數學建模能力」 的偏執追求，使得獲獎理論越來越脫離普通人的認知範疇。阿吉翁與豪伊特1992年的奠基性論文充斥着微分方程與均衡分析，卻被評委們贊為「突破性貢獻」，而那些聚焦真實世界問題、缺乏數學包裝的研究則被邊緣化。正如新制度經濟學的困境所揭示的，主流經濟學更熱衷於在新古典理論的「舊大廈」里添置家具，而非重建更貼合現實的分析框架。

評選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偏向更讓諾獎淪為價值站隊的工具。2024 年諾獎將榮譽授予宣揚 「美式制度優越論」 的學者，無視美國貿易保護與科技封鎖的自相矛盾；2025年的獲獎理論雖未直接標榜意識形態，卻暗含「創新只能在西方模式中發生」的隱性前提，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創新實踐刻意忽視。當經濟學諾獎成為西方中心主義的傳聲筒，其學術中立性早已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圈子內部的價值自我確認。

學科異化：從經世濟民到智力炫技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墮落，本質上是經濟學學科異化的縮影。該獎項設立的初衷是表彰「對人類福祉作出突出貢獻的研究」，但如今卻陷入了「為理論而理論」的怪圈。莫基爾的《啟蒙經濟》雖被譯成中文廣為傳播，但其對工業革命的解讀無法為當代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借鑑的路徑；阿吉翁的「熊彼特增長模型」在學術期刊中被反覆引用，卻從未轉化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有效政策。

這種異化在獎項導向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近十年來，經濟學諾獎先後授予博弈論、行為經濟學等領域的純理論研究，而那些聚焦糧食安全、普惠金融等民生議題的學者卻鮮有問津。當全球有8億人面臨飢餓威脅，諾獎評委們卻在為「創造性破壞」的數學證明擊節讚嘆；當發展中國家急需技術創新的實操方案，獲獎者們仍在強調「社會開放」的抽象原則 ——這種價值排序的錯位，彰顯了經濟學諾獎與大眾福祉的徹底脫節。

更值得警惕的是，諾獎的自娛自樂正在誤導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年輕學者為追求獲獎可能性，紛紛投身純理論建模與歷史考據，將真實世界的經濟問題拋諸腦後。這種 「向諾獎看齊」的學術生態，導致經濟學逐漸喪失經世濟民的傳統，淪為少數精英的智力炫技遊戲。可以推斷，當經濟學變成荒誕政治學，當經濟學諾獎成為意識形態工具，這個學科離崩潰就不遠了。

經濟學諾獎的另一個最大挑戰，是來自特朗普的關稅經濟學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後果。當全世界為經濟學諾獎頒給「創新驅動經濟增長」而「狂歡」時，現在特朗普政府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跟經濟學諾獎的頒獎詞「創新驅動增長」相背離。

特朗普在經濟舞台上一直有個「執念」，關稅才是經濟學的真諦。在他眼裏，關稅仿佛才是經濟學的一把萬能鑰匙，只要揮舞關稅大棒就能打開美國經濟繁榮的大門。特朗普的「關稅經濟學」，就好比是在用舊時代的鑰匙去開新時代的鎖，註定是行不通的。特朗普一直試圖通過關稅政策來重現美國的「光輝歲月」，最終結果必然是「事與願違」。關稅經濟學只能讓美國經濟陷入更深的困境。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傷害了美國自身，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希望特朗普能夠早日醒悟，停止這場「自嗨式」的經濟實驗，讓美國經濟回歸正軌。

202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佈，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主流經濟學界的集體迷失。在全球經濟面臨增長停滯、貧富分化、技術瓶頸的多重危機時，諾獎評委們卻沉浸在半個世紀前的理論遺產中自我陶醉。這種脫離現實、封閉內卷、價值偏狹的評選導向，不僅讓經濟學諾獎失去了應有的學術分量，更讓經濟學學科偏離了服務人類福祉的初心。

若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願徹底淪為自娛自樂的遊戲，評委們亟需打破理論閉環與意識形態偏見，將目光投向那些真正回應時代命題的研究。畢竟，衡量一門社會科學價值的標準，從來不是理論的優美程度，而是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本應是經濟學最基本的常識，如今卻需要向諾獎評委們重新普及。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曾象徵着人類對經濟規律的深刻探索。但如今，當它固守的理論體系無法解釋世界的新變化，當它推崇的研究脫離了現實的需求，這個獎項正站在自娛自樂的懸崖邊。若不及時改革，隨着更多國家走出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隨着多元經濟實踐不斷衝擊西方中心的理論體系，經濟學諾獎終將淪為經濟學學術史上一個尷尬的註腳。相反，若能打破封閉、擁抱多元、回歸實踐，它仍有機會重拾 「人類智慧燈塔」 的榮光，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真正有價值的方案 —— 這不僅是經濟學諾獎的自我救贖，更是經濟學學科應有的使命和擔當。

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獲不獲經濟學諾獎已不重要，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一個自信、自立、自強的民族，從來不需要用外人編織的「桂冠」去給自己「正名」而獲得認可。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