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作為資深極右分子崛起於日本政壇核心，並非簡單的權力更迭，而是戰後日本歷史脈絡與政治邏輯長期演化的必然產物。

從戰後美軍強制改造導致的國家與民族的分離，到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複雜糾葛，再到21世紀危機催生的政治轉向，每一步都為其上台埋下伏筆，清晰揭示了日本國家認同變遷與危機時代政治選擇的深層邏輯。

【海外看世界】編者按，趙全勝主編：自安倍晉三之後，日本政壇果然是走馬燈似的「換相」。 這一次石破茂下，高市早苗上，引發了國際上對日本今後發展方向的關注。 關注的重點既有日本政壇的亂與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更包括日美關係和日中關係在內的日本外交。 參加我們這次快評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34位學者，其中一半以上來自日本（18位），其他分別來自美國、中國大陸、以及港澳台地區。

一、歷史鋪墊：國家和民族的分離與極右隱患

戰後日本政治舞台呈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現象：國家與民族發生了人為的分離。 這一分離源於美國在戰敗后對日本進行的強制性政治改造，迫使日本放棄國家至上主義。 然而，日本並未因此放棄集體認同，反而轉向民族主義，將其作為新的認同核心。

這種政治上的割裂最終形成了「兩張皮」的獨特格局：一張是「國家」的皮，被美國主導的改造和國民的戰爭創傷所拋棄，成為戰爭罪責的代名詞，國家主義成為最大的政治「禁區」，遭到嚴厲批判; 另一張是「民族」的皮，被日本人小心翼翼地保存，深植於國民意識之中。

兩者本質區別明顯：被拋棄的「國家」象徵着明治維新後引入的西方國家政治理念，缺乏本土根基; 而被珍藏的「民族」則延續了日本千年的本土傳統，根植於國民認知。

更重要的是，這種「兩張皮」的割裂使民族主義得以「金蟬脫殼」。 戰前和戰時，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緊密相連，服務於對外擴張; 戰後，當國家成為戰爭替罪羊時，民族主義卻與象徵天皇重新結合，藉此逃避戰爭責任和歷史懲罰，悄然存在於戰後日本社會。

這一格局為極右勢力埋下隱患：民族主義的潛藏不僅使其免於戰爭責任清算，還保留了保守主義的思想根基，未能徹底清算強調民族優越和維護傳統秩序的理念; 國家主義雖暫時沉寂，但其與民族主義的深層聯結並未斷裂。

隨着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崛起，這種聯結被重新啟動，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首次「媾和」，形成「新國家主義」，主導日本政壇，推動其政治和外交強硬。

儘管後來經濟泡沫破裂，新國家主義勢頭減弱，但極右勢力的思想土壤已更加深厚，為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反覆糾葛提供了溫床，為日後高市早苗等極右人物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二、現實動因：危機倒逼與極右選擇

21世紀，日本「失去的十年」延伸為「三十年」，經濟、社會、國際層面的全方位危機成為極右勢力上臺的直接推手。

經濟上，企業投資低迷，青年「非自願非正式僱傭」問題凸顯，老齡化率超29%，社保支出與財政赤字形成「剪刀差」，民眾對溫和改革失望，渴望強硬變革。

社會層面，經濟停滯加劇「失序感」，傳統家族觀念瓦解，社會凝聚力下降; 全球化引發「文化認同危機」，保守思想升溫，極右勢力借渲染「內外威脅」凝聚支援。

國際上，日本全球經濟份額銳減，科技優勢面臨趕超，「自主安全」訴求受和平憲法與實力限制，「修憲擴軍」、「強化同盟」的極右主張契合其「突破束縛、彰顯存在感」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治從「溫和保守」轉向「激進保守」。。 岸田文雄因政策搖擺、應對危機不力退位; 石破茂雖以「修憲擴軍」、「強化日美同盟」等極右主張上台，但因加重財政負擔、協調能力不足，一年多便黯然下台。

石破茂的失敗非極右路線破產，而是「人選適配度」不足。 高市早苗以其更純粹的極右立場——追隨安倍晉三主張「修憲擴軍」、否認侵略歷史、質疑南京大屠殺真實性、否定「村山談話」、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長期參拜靖國神社、主張遏制中國——獲黨內保守派信任; 其「草根出身」與女性身份易引發民眾共鳴，通過社交媒體塑造親民形象，擴大了極右路線的社會基礎，最終在黨內選舉中勝出。

三、個人適配：高市早苗的三重優勢

高市早苗能成為極右勢力核心，關鍵在於個人特質與日本政治邏輯的高度適配，形成三重不可替代優勢。

其一，政策傳承穩定，深度繼承安倍晉三衣缽，在修憲、安保、歷史認知等議題上延續保守路線，確保極右方向連貫。

其二，女性身份突破，作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女首相，以柔性形象弱化極右立場爭議，便於輿論傳播與社會動員，同時以打破傳統姿態為政治注入活力，成為極右勢力擴大影響的獨特政治符號。

其三，無世襲背景的依附性，使其需主動依附強勢派閥，既易獲支援，又確保政策貼合保守立場，避免妥協，成為極右勢力眼中「可靠可控」的核心人物。

四、對外戰略：高市政權的選擇與走向

高市早苗政權的對外戰略，始終以 「危機自救」 的現實需求為出發點，以 「讓日本再次偉大」 的政治願景為長遠導向，在這一核心框架下，呈現出「深度依附」 與「有限擴張」 相互纏繞的顯著特徵——這一戰略的推進軌跡與最終走向，不僅關乎政權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更將深刻重塑日本在當前大國博弈格局中的角色定位，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秩序的關鍵變數。

短期內，「戰略深度依附」優先，軍事上承襲「安倍路線」，渲染威脅、突破軍事約束、依託美日同盟; 經濟外交上依託美日歐多邊機制，以「價值觀外交」構建排他性經濟合作圈，犧牲外交自主性。

中長期則推動「有限軍事擴張」與「外交突破」，軍事上推動修憲明確自衛隊「軍隊」屬性，轉型「主動防禦」; 外交上深化與印澳等國安全合作，構建「小多邊安全機制」，在敏感問題上持強硬立場，煽動民族主義凝聚民意。

然而，此戰略面臨嚴峻挑戰。 國內經濟低迷與老齡化疊加，軍事投入將擠壓民生，加劇社會矛盾; 周邊鄰國對極右勢力高度警惕，強硬政策易引發反制，陷入「安全困境」; 對美依附暗藏「被拋棄」風險，平衡外交亦可能導致孤立。

結語

高市早苗上台是戰後日本歷史與政治邏輯層層遞進的結果：歷史糾葛為極右積累根基，現實危機使極右成為必然選擇，個人特質適配邏輯成為核心。

其對外戰略的「依附」與「擴張」雙軌並行，是日本在國際秩序中定位焦慮的體現——既想借美國霸權實現短期保障，又試圖突破戰後體制尋求「政治大國」地位。

這標誌着日本極右政治進入新階段，其強化國家與民族深度融合的極端政治走向，將深刻影響地區與全球戰略格局。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海外看世界」，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武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