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常被簡化為一場由通貨緊縮引發的政策失誤——只要央行印夠錢、壓低利率，經濟就能重回正軌。然而，前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最近在世界知識論壇上的演講，徹底顛覆了這一敘事。他指出，日本真正的病灶並非貨幣，而是社會未能隨着人口結構的劇變而進化。

這一診斷不僅對日本具有反思意義，更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下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所面臨的深層危機。這位前日本央行行長一直在中日韓的不同論壇上強調他所深刻認識到的這一論點。

白川方明直言：「40年前的日本，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國當前正經歷與日本1990年代相似的人口拐點，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勞動年齡人口萎縮、老齡化加速。而韓國的情況更為嚴峻——其生育率已跌至0.6，遠低於日本的1.2。這意味着，若不及時調整社會制度以適應人口新現實，後來者將面臨比日本更陡峭的下行曲線。

那麼，究竟是什麼扼殺了經濟增長？白川方明指出了三個相互交織的結構性病灶。

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的僵化與代際創傷。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企業為求生存，大規模削減終身僱傭的「正社員」，轉而依賴低薪、不穩定的非正規僱員。這一轉變看似提高了企業靈活性，卻在無形中摧毀了一整代年輕人的經濟安全感。收入不穩定直接抑制了婚育意願，形成「經濟不安—少子化—勞動力萎縮」的惡性循環。正如白川所言，當年的資產泡沫，實為今日人口危機的元兇之一。

其次，是人口總量減少對生產率的「隱形絞殺」。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是：若按每勞動人口的GDP計算，日本在G7國家中表現優異。問題不在於個體效率低下，而在於「幹活的人」正在急劇減少。更危險的是，人口結構變化會通過「銀髮民主」機制反噬財政。隨着選民老齡化，政治壓力迫使政府將資源從教育、基礎研究等長期投資，轉向養老與醫療等即期支出。國家因此逐漸喪失面向未來的能力——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選擇的結果。

最後，也是最深刻的一點，是文化規範對經濟活力的窒息。白川展示了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男性分擔家務比例越低的國家，生育率越低。在這一點上，東亞集體墊底。日本傳統的「工薪族文化」要求員工以無限制加班表達忠誠，這種模式默認背後有一位全職主婦支撐家庭。但在雙職工成為常態的今天，這種無限責任的企業文化不僅阻礙女性職業發展，更成為壓垮生育意願的最後一根稻草。白川尖鋭指出，這種文化枷鎖，才是扼殺增長的「結構性毒藥」。

尤為值得警惕的是，長期以來，國際學界將日本問題歸咎於通縮，開出的藥方唯有「印錢」。這種解釋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迴避了痛苦的社會改革。但事實證明，即便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至GDP的130%，年均增長率仍停滯在0.6%。貨幣政策無法解決人口結構失衡，正如止痛藥治不好骨折。

對中國而言，白川的警示振聾發聵。中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0左右，勞動年齡人口連續十年下降，60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若繼續沿用「刺激—增長」的舊範式，試圖用基建投資或貨幣寬鬆掩蓋結構性矛盾，恐將重蹈日本覆轍。

出路何在？白川的答案清晰而艱難：承認人口減少的不可逆性，打破刻板的性別分工，重構僱傭制度與社會契約。具體而言，中國需推動三大轉型：

其一，勞動力市場彈性化與保障並重。應逐步廢除「996」式加班文化，推廣結果導向的工作評估；同時擴大對非正規就業者的社會保障覆蓋，降低青年群體的生存焦慮。

其二，推動性別平等從口號走向制度。通過稅收激勵、育兒假共享、公共托育體系等政策，實質性減輕女性育兒負擔，提升其勞動參與率與職業晉升通道。正如白川所揭示的，男性家務參與度與生育率高度正相關——這不僅是家庭問題，更是宏觀經濟問題。

其三，重構財政優先級，投資未來而非僅維穩當下。即便面臨老齡化壓力，也需確保教育、科技、綠色轉型等領域的長期投入。可探索「代際公平預算機制」，設立面向未來的主權基金，避免財政被短期福利綁架。

白川方明最後拋出的數據令人心悸：在日本，1940年出生者中僅15%無孫輩，而2000年出生者中這一比例將升至45%。當近半人口不再有後代，社會的利他主義與長遠視野將隨之瓦解。這不僅是人口危機，更是文明危機。

中國尚有時間窗口，但不多。真正的增長，從來不是靠印鈔機驅動，而是靠一個能隨人口變遷而進化的社會機制。否則，中國或許也將迎來自己的「誤診三十年」——用錯誤的藥方，治療一個被誤解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