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將於今日（13日）起一連三日訪問中國，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是前者自2017的首個任期以來，再一次訪華。相同的元首、相同的地點，但特朗普如今面對的卻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2017年11月，面對多次發出關稅威脅的特朗普，中國當時以遠超歷任美國總統的規格接待他，營造出友好的氣氛。然而這一友好關係未得以維持。美國自翌年起援引貿易法301條款調查結論，陸續對2500億美元（近2萬億元）中國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中國隨即徵收報復性關稅，中美第一次貿易戰爆發。

特朗普向來喜歡自誇「手握所有牌」，自信地認為自己能控制全局。美媒《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認為，這次特朗普赴華同樣手握「好牌」（Strong hand），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呢？

中美經貿今非昔比

2018年，中國仍非常依靠美國市場，其商品佔美國進口總額中的約達21%至22%。當特朗普首次挑起貿易戰，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後時，中國經濟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尤其是製造業，受影響企業對美出口平均下降4.16%, 出口總額下降了約0.83%。

繼任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保留了大部份對華關稅，甚至提高了部份戰略產業的關稅，包括將中國製造的電動車關稅提高四倍至100%。他又出台多項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北京獲取先進技術的能力。直到特朗普重返白宮，再次對華發起新一輪貿易戰。

不過，對比起特朗普的首個任期，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雖然仍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在這9年間，中國為應對美方在貿易上的壓力，已大大降低對後者的依賴，到2024年，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總額的佔比跌至13.8%。

第二次貿易戰在2025年開打後，得益於非美國的蓬勃出口市場，中國2025年貿易順差反而創下近1.2萬億美元紀錄，對非洲的出口成長25.8%，對東盟的出口成長了13.4%。對歐盟的出口成長了8.4%。中國主要出口這三地的商品包括，太陽能板等綠色設備、工程機械設備、汽車、智能手機、電動車及各種消費品，抵消了美國市場疲軟的影響。

面對這一情況，《華爾街日報》的評論認為，中國現在過於依賴這種出口模式，如果特朗普對中國再動用關稅威脅，並「努力說服」各國夥伴與美國保持一致，這將對中國造成衝擊。

先不論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會有多大說服力，中國自首次貿易戰以來除了推動貿易多元化外，還進行了出口轉型，以應對來自美國的貿易壓力。首先，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已漸漸從出口最終消費品轉向中間產品，例如太陽能版的逆變器等等。全球製造商愈來愈難以徹底排除中國零件，而這些中間品需求面對關稅時的彈性也相對較低，難以隨便替代。

另外，中國透過轉型為出口電訊設備、航太產品、電動車等高附加價值產品，再結合其一向以大規模產出及自動化帶來的低成本生產，使其得以在全球高關稅的情況下，仍能「攻陷」各國市場。

稀土：從領域優勢到實際政策

進可攻退可守，如果上述事例代表中國已有更強的抗壓能力，那「稀土牌」顯然是代表其有更強的反擊能力。

據英國專業價格報告機構及數據供應商「基準礦物情報機構」（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中國自2000年代初，一度長期控制約80%-90%的稀土採礦產量；在特朗普2017年訪華前後，美方只佔稀土採礦產量的5%。

雖然全世界早就知道中國在稀土供應方面擁有壟斷地位，但它們似乎對此一直沒有有效的作為。直至今天，中國仍然控制超過90%的稀土精煉加工產量、94%的燒結永磁體產量；至於採礦產量方面，隨着美國、澳洲等國持續推動稀土計劃，中國的稀土採礦產量比例比起從前有所下降，但仍控制約60%至70%的產量。

不過，真真正正將這種主導地位，轉化為現今為人熟知的反制工具，是在2020代起才慢慢成型。

中國早於上世紀90年代末年開始針對稀土出口實施配額制，並於2010年首次將稀土作為外交施壓工具。日本巡邏船當年在釣魚島衝撞中國漁船後，中方事實上減少對日稀土出口配額，成功迫對方作出部份讓步。與此同時，主要稀土氧化物價格急漲，鏑鋱銪三種金屬漲幅同比達到15至20倍。

不過，中國在首次對日本動用「準稀土牌」時，發現國內約半數的稀土產量，由走私犯罪集團控制，即便中方是在禁運期間，這些團伙仍持續將稀土走私出境銷往日本。再加上產業碎片化，中方也難以確定不同中小企有否遵從政府命令。

另外，中方動用「準稀土牌」的舉動也引起依賴進口中國稀土的歐美國家恐慌，它們及日本其後就中國的稀土出口配額制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迫使中方於2015年取消該制度。正因如此，特朗普在3年後對華開打貿易戰時，當時中方僅主要使用報復性關稅作為反制工具，而未大打「稀土牌」。

為解決以上問題，中國2011年開始加速整合企業，最終該產業絕大部份自2015年起，皆由中國鋁業等六大稀土集團控制。在完善法規方面，中國已從2020年開始，陸續立法推出在國際合法性上更站得住腳的「出口許可制」，將愈來愈多稀土礦物納入管制範圍。

2025年10月，美國推「50%穿透性規則」加強對中企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後，中國隨即亮出「長臂管轄」的稀土出口管制，對相關中國稀土物項佔價值0.1%或以上的「境外製造」產品實施限制，要求外企必須先得到中國許可才能出口到其他國家或地區。

由於稀土廣泛應用於各種領域，包括軍事國防產業、高科技製造業等等，中方的「長臂管轄」將嚴重衝擊歐美各國的經濟。

中美其後雙雙暫緩措施至今年11月，但中國似乎了解到稀土等原材料出口將是其直面美國的最強王牌，最新於上月公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規定》列明，如外國國家、國際組織、個人損害中國產業鏈供應鏈，中方可禁止或者限制其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將出口管制或反制裁措施納入同一套國家安全法規，使中方不會再面臨「有武器卻無法使用」的情況。

伊朗戰爭「意外」提振中國地位？

隨了硬實力上的博弈外，外交影響力也將影響到習特會中，誰能佔主導權，尤其是今年的習特會，比起2017的的會晤多了一個影響全球的外交討論議題—已事實持續逾2個月的伊朗戰爭。

就中國而言，伊朗戰爭爆發是美國咎由自取，但這場戰爭影響遍及包括中方自身在內的全球各國，且中方此前已被認為促成了伊朗停火以及美伊在巴基斯坦的談判，各方都聚焦習特會能否促成新的解決方案。

特朗普12日準備赴華前，雖再重申自己不須中國在伊朗問題提供幫助，但他遲遲未能重新開通霍爾木茲海峽，美方要求中方協助終戰也非不可能之事，但主動權當然也是在提供協助者身上。

不過，比起伊朗戰爭偶然為中國帶來的主動權優勢，戰爭突顯中國高瞻遠矚的策略才是其表現自信的最大本錢。

中國早於十數年前，已開始為解決現在各國皆為之憂慮能源安全問題作出準備。中國的原油對外依存度高達72.7%，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也達到40%；雖然中國富有煤炭資源，但化石燃料終有耗盡的一天；再者，中方也早意識到自身依賴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口能源，一旦該航道封鎖，中國經濟和能源安全將面臨嚴重威脅的戰略風險，所以中國決定推動能解決上困境的可再生能源。

回望2015年，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高達1110億美元，已經比歐盟及美國的560億及570美元高；十年後，雙方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中方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額已飄升至3279億美元，而歐盟同年的投資額才剛剛追上中國十年前的數據。

伊朗戰爭於今年2月爆發及海峽遭封鎖後，許多依賴中東石油和液化天然氣的國家陷入危機，它們意識到十多年前的相對安全國際環境已一去不復返，現今只可靠發展包括可再生能源的長遠在地產出能源，而不是海外進口能源。因此，相關國家紛紛加入中國的行列，加快推動長期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計劃，例如發展太陽能和風能、安裝儲能電池平衡電網，以及擴大電動車的使用。

中國作為這三大項目的最大生產者，其相關的能源產品出口量立即飆升。據英國智庫Ember，中國3月鋰離子電池和電動車的出口量較上年同期大幅成長，50個國家從中國進口太陽能產品的數量亦創下歷史新高。

一方面，中國獲得一個特朗普親手搭建的「形象工程」，在全球尤其是亞洲各國都因美國發動戰爭而面臨嚴重能源危機，人們連煮食都有困難時，中國向它們出口至關重要且一向廉價的電子及能源產品。 但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當各國隨中國的身影發展再生能源，中方作為領頭洋自然有能力，構建一個以自身為中心「電力國家」聯盟，有助其施加國際影響力。

中國能獲得這一優勢是因「伊朗戰爭」這一偶然原因，但背後原因卻是與其長遠的戰略有關。關鍵是，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即使特朗普手持「強牌」而來，中國也早已花9年時間，確保籌碼是在北京而不是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