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為了令中央駐香港國安公署更有效實施其職責，根據去年3月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制訂兩項附屬條例。國安公署在五年前就已成立，政府為何到現在才立法為其建立履職機制？立法會審議兩項附例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廖長江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香港的國安制度「雙軌並行」，過往缺乏主體法例為國安公署履職制訂框架，直至去年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制訂國安條例後，才有了相關權力。

中美博弈急劇升溫　「是時候處理國安公署執法權力」

國安風險其實一直存在，中央政府早在2015年已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當中列明港澳兩個特區亦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廖長江承認國安風險「一路都有」，他相信，政府選擇在這個時候提出訂立附例，中美博弈急劇升溫是一個考慮因素。他提及，中美兩國近日在日內瓦達成互降關稅的協議，「但之前環境幾惡劣，你都知道」，而到了這個地步，應該要去想國安公署的執法權力如何處理。

國安公署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8條設立。公署職責除了分析研判香港維護國安形勢，監督、指導與支持特區維護國安等職責外，還可在出現國安法第55條所涉三種特別情形時，自行或經特區政府報請中央批准，行使管轄權。公署迄今已運作了五年，這項管轄權一直束之高閣，難免令人猜疑，為何不早些處理？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日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便直言今次立法「有啲遲」。

中央法律需配合香港情況　加強操作性

特區政府過往被問及「會否啟動55條」時，強調該條文屬例外性條款，只在國家安全「水深火熱」等情況下動用。身為大律師且做過三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廖長江則解釋，《香港國安法》是中央訂立後在香港實施的法律，內地法律的原則性很強，但操作性反而不高，內地法院依據內地法律操作會比較容易，但香港實施普通法，有必要配合本地情況，加強相關法律的操作性，「你睇下變咗我哋嗰啲法例，係詳細好多嘅，操作性係强好多嘅」。

廖長江表示，從法律層面看，國安公署要到成立五年後才獲立法提供保障其效履職的機制，中間還有個很大的問題，「就係五年前冇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國安條例是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23條自行訂立，香港在2003年嘗試立法未果，隔了二十一年才履行這項憲制任務。國安條例第110條列明，行政長官可會同行政會議訂立維護國安附屬條例，以更有效實施《香港國安法》中關乎國安公署職責的條文。

國安制度雙軌並行　國安條例賦權特區制訂附例

「國安法同國安條例兩者之間，係冇權俾你去做附屬法例嘅」。廖長江指出，雖然《香港國安法》是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但在國安條例訂立前，香港並沒有法律賦權政府為國安法制訂附例。

那為何不在制訂國安條例時，一併處理國安公署管轄機制？廖長江解釋，權力要立法確立，國安條例通過後，政府才有權處理國安公署管轄權事宜，亦才有主體法例作為基礎去制訂附屬條例。

國安條例實施後一年才立附例　「我覺得都適合」

至於為何在國安條例生效後立即制訂附例？廖長江說：「呢样嘢你就要問問政府喇。」不過他亦補充道，法例一過就制訂附例，未見得就是好事，需要讓國安條例運行一段時間，才能夠看清與國安法如何脗合，如何互補，「我覺得一年都係適合嘅」。

《香港國安法》頒佈時，社會有不少聲音擔心「一國兩制」與香港的法治受破壞。國安公署管轄權的處理，既與國際地綠政治格局息息相關，有熟悉北京的消息人士稱，也完善了人大立法與香港本地條例之間的銜接，讓國安公署的工作更符合香港的立法精神。

廖長江指出，人大制訂《香港國安法》，主要是針對2019年的香港亂局，當中涵蓋的四項罪行，正常情況下都是由香港執法，55條指定由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的情況「少之又少」，香港社會毋須為此過份擔憂。他表示，無從猜測香港將來「有冇可能再成為一個2019年，或者間諜活動如入無人之境」，但如果有的話，國安附例存在，「就同以前唔同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