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大教授鄧希煒:赴美廿年初回流 寄望香港「再工業化」

撰文:楊瀅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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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風波迎來《港區國安法》,掀起「香港移民潮」。很多年輕人想離開,而早在香港回歸翌年便負笈美國長達21年、早已成為世界知名學府經濟學者的鄧希煒,卻在去年7月1日正式回流,加盟香港大學成為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並擔任學院轄下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副總監。原本關注國際貿易理論的他,目前專攻香港產業結構轉型。

「其實我不是很懂那個六大或者四大產業的標籤有什麼作用?」鄧希煒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談及特區政府長期標榜的「四大傳統支柱」、「六大優勢產業」時,不禁皺緊了眉頭,似是摸不清當局的邏輯:「金融需要你提嗎?四大產業就是我們『最叻』的東西,再講一次。發展應該講些『唔叻』的東西,不是講『叻』的東西。」

有別於特區政府和普羅大眾,鄧希煒關注的遠不止香港「最叻」的金融與商業,而是把目光放在香港「唔叻」的創科與工業上。他一再提醒大家,首次公開招股(IPO)熱潮所帶來的金融蓬勃並不持久,「就像沙士(SARS)之後的自由行一樣,將(產業結構)問題再延遲三年或者五年。」他亦呼籲,香港不能再沉醉於「炒炒賣賣」的中間人角色,必須發展多元產業,推動經濟結構性轉型,才能為中下層創造「向上流動」的階梯,從根源上解決香港各種社會問題。

鄧希煒寄望以他對中國的認識和在美國的經驗,為香港作出貢獻。(歐嘉樂攝)

鄧希煒18歲那年,香港剛剛回歸不久,便離開香港遠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數學學士,其後又於麻省理工學院完成博士學位。2019年,在美國發展了21年的他,早已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經濟學的終身副教授,卻毅然回港,加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及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副總監。

「香港一直以來的國際角色和我自身背景很脗合。」鄧希煒說:「所以,我有一種衝動,覺得現在是時候回來自己成長的地方,以我對中國的認識和在美國的經驗,為香港作出貢獻。」

他認為,香港和美國有很多共同的問題,例如放任自由經濟導致貧富懸殊,但香港情況更糟,因為樓價過高,有產者能夠保持財富增長,無產者卻根本無法受惠,所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他又指,高度全球化使財富更集中於大型企業,而科技發展亦衝擊傳統行業,令很多低端技術人士失業,導致貧富懸殊加劇、上流階梯受阻。問題是,這些問題原本需要政府出手解決,例如提供培訓、保障就業,「但『自由經濟體』的政府未必會有進取措施。」

長久以來的放任自由經濟邏輯,更是助長了香港的炒賣風氣,忽略了產業發展。鄧希煒解釋,「中間人」最希望政府不要干預,才能夠保持市場的自由流動,賺取最大利益。不過,他強調,時移世易,港府和市民都應該提高危機意識,別再沉醉於做「中間人」的角色,因為當下並非太平盛世,而中國也愈來愈開放,香港難以像往昔那般在中西之間左右逢源。

他更表示,自己有責任提醒大家,不能希冀靠一批「赴港IPO」公司去復蘇香港的疫後經濟。「這是不能持久的,就同自由行一樣,過去了就不會再來,IPO上完就不會再上第二次啦!」

馬雲旗下的螞蟻集團本來計劃於今年11月在港上市,然而卻因故而暫緩。(視覺中國)

當150萬香港市民都為螞蟻集團「爭崩頭」,沉迷於「一夜爆富」的資本神話時,鄧希煒卻看到一些更「現實」的事情—現在應是發展產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絕佳時機。他解釋:「疫情之下有兩個很明顯的轉變,第一是租金大幅下調;第二就是中美競爭會為香港帶來很大幅的長遠波動。大家都在反省,既然炒樓賺不了那麼多,機會成本跌了很多,就可以試試其他出路。」

謀包容性增長 爭取產業多元

面對疫後香港的疲軟經濟,鄧希煒早前撰文表示香港需要推動「第三次經濟轉型」,聚焦「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最初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意即「可以實現公平分配和為所有人創造機會的經濟增長」。

(香港01製圖)

全球化分工與經濟發展讓不少經濟體陷入了「權利貧困」的社會問題,亦即民眾、尤其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面臨的機會不平等,導致了分配結果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多源自結構性原因,需要政府調控,很難靠個人努力解決問題。

鄧希煒從產業和就業的角度解釋了香港市民面臨的「權利貧困」:「香港本身的產業只有一兩個,主要是金融業,或者金融帶動的服務業,譬如法律、保險。」鄧希煒直言,金融業帶動不了太多其他行業。「要令中下層民眾有願景向上爬,首先要讓他們有機會增加自己的人力資本,增加了以後,亦要令他們有工開。不是告訴他們,現時這個行業已經沒落了,你要麼去做金融,要麼就去從事其他比較低端的服務性行業。」

Lalamove是在本港做手機程式起家的「獨角獸」。(資料圖片)

「為什麼現在的中學生或者大學生好像對一些很難的學科不感興趣,不願從事電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因為(他們)看不到將來呀!」鄧希煒歎道,「我讀四年電腦,之後去投行幫人『整機』。坦白講,我自己如果回到20歲,也不覺得這種事情值得我浪費四年日日辛苦地寫program(程式)。」因此,他提出香港應發展一些「高增值」、「研究型」、能夠「帶動向上流」的產業,推動本港產業多元發展。他指出,如今的產業不一定有實體產品,哪怕是開發一個手機程式,亦能囊括上游的科技研究和下游的市場研究,創造大量職位。

鄧希煒認為,「金融科技」和「生物醫學科技」是本港最有前景的產業,因為香港在這兩方面有研究基礎和人才。以醫學科技為例,這類產業可帶動更多行業的互動,產生「向上流動」的就業崗位:「Biotech(生物科技)可以產生一個產業鏈:大學做一些研究,中間做一些testing(試驗),下游去生產藥物和醫療機器,最後就是香港最擅長的商業化,做marketing(市場推廣)和包裝,先在本地生產和銷售,再擴充到國際市場。」

鄧希煒強調,受中美角力和疫情影響,發展「科研為主導的知識型高增值產業」或會是香港的轉機:「研製與疫情相關的產品,包括testing kits(檢測試劑)或疫苗都可以。」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款新冠肺炎疫苗即將進入二期臨床試驗。(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創科已經起步 唯欠生態環境

眼下,適逢《施政報告》出台,特首林鄭月娥強調自己於2017年的《施政報告》開創了創科的「黃金時代」。鄧希煒笑稱現時只是起步,很難評價是不是「黃金時代」。「『黃金時代』這回事,你永遠是事後發現那十年『好勁』,才可以評價。好似八十年代可以說是香港工業的黃金時代,九十年代是金融的黃金時代,要有成績才是『黃金時代』。」

鄧希煒無意批評本屆政府的積極性,反指林鄭月娥已是對創科較為積極的特首。他最近進行關於《施政報告》的文本研究,對比歷屆政府的施政風格,其中有個指數評價政府是否靠近「華盛頓共識」,即「小政府、大市場」思維,當中最接近該共識的是曾蔭權。「相對來講,梁振英和林鄭是進取的。有時,一屆特首很難解決那麼多年積累的社會經濟問題。」

特首林鄭月娥於11月25日發表2020年施政報告。(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說回《施政報告》,作為港英政府流傳下來的工作流程,發布《施政報告》本身亦存在「結構性問題」。鄧希煒解釋:「特首每年都出來面對市民,大家則年年關注『派錢』。公眾期望與政府回應都變得好短視,總是生活問題落墨較多,而沒有真正談發展。」

鄧希煒指出,在很多地方,一般需要五年時間,產業才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故新加坡每五年會檢討一次產業政策,並提出新的政策,但香港卻沒有「五年計劃」。「香港絕對需要(五年計劃),連內地的五年計劃都愈來愈提及香港,香港必須參考。」

由於政策的零散及被動,香港遲遲未能為創科產業打造良好的生態環境(ecosystem),導致創科人才和成果流失,每每「為他人做嫁衣」。鄧希煒舉例道,他認識很多做初創的港人,可能最先受到科學園或數碼港政策吸引,拿到一些種子投資,然後就會去深圳開分公司,因為在深圳容易請到資訊科技的人才,人工也較便宜。「上面(內地)那麼多城市都在競爭,視香港為競爭對手。但香港望着它們又覺得不是,同時又不知如何去配合國家的發展潮流和模式。這樣,很多人就會vote by feet(以腳投票),上內地發展。」

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由深圳奪冠。(視覺中國)

撐「再工業化」 多難也不放棄

「三級產業分類法」由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推廣,是產業經濟的重要理論之一。該分類法將經濟活動劃分為原材料生產、製造業和服務業,分別稱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該理論演變至今,將經濟體的產業劃分為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又指出,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會由第一產業為主過渡到第二產業為主,最後過渡至第三產業為主。

香港很明顯是以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模式。鄧希煒指出,香港沒有第二產業,限制了創科產業的發展:「『產學研』的結構很適合香港。「學」已經有了,「研」亦很不錯,但就是「產」不了。『產』就要整個ecosystem,所以要『再工業化』。」

鄧希煒主動撰文支持「再工業化」,亦因此遭到很多網民的「抨擊」。「一半的comment(評論)都在罵我『係咪癡線』,『無人才無地』,『工乜業,搞金融啦』之類。」鄧希煒當作笑話提起,又繼續平和地回應這些意見,「大家的思維依然落後。我猜坊間大部份人對工業的看法都是對九十年代的回憶:廠房好污糟、好吵,但現代化的工業不是這樣的。」他以德國為例,指當地現代化工廠是「一塵不染」和「無聲」的,很多博士級的員工在按鍵或者寫程式,這是現在的「工業4.0」。

德國推動「工業4.0」以先進技術為發展基礎。圖為2015年總理默克爾造訪當地機械人生產工廠,親自測試機械人的手臂。(視覺中國)

「就算難,也要試。我從來沒說這是容易的,但太多人覺得難就放棄,又見不到政府有政策。」鄧希煒指出,依賴金融業的紐約都主動提供資源和政策去吸引亞馬遜(Amazon)這樣的科技公司,問題絕非解決不了。

「香港今日已是發達經濟體,你看大部份發達經濟體的GDP,工業成份都比香港高。」鄧希煒說。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新加坡、日本、韓國的工業GDP佔比都是二到三成,香港只有約6%,服務業佔比近九成(見下圖)。

(香港01製圖)

鄧希煒解釋:「一部份可能是地緣環境的關係,比如韓國、日本那麼大,會有發展工業的基礎;第二就是政府政策,譬如新加坡比香港小,人口又少過香港,但當地政府堅持發展工業。發展工業不是為了請很多低收入的人,令他們全部有工開,而是希望可以發展高科技和科研,再帶動經濟走向產業升級。」

他舉例道,身邊搞研發的朋友雖然有不少新設計,但由於香港缺乏產能,連測試原型都做不了,有時甚至要花大筆費用去科學園借用機器,導致部份研發人員會去深圳做測試,亦順帶在深圳開展研究。「如果失去『產』的部份,那『研』的部份亦可能流失。」

除此之外,工業更能夠製造「向上流動」的就業機會。鄧希煒說,工人通過工作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亦可獲得專業的知識,靠自身努力實現階層躍升。「『再工業化』也好,產業多元化也好,都是解決就業問題,令人們可以有所拼搏和有更多工種選擇。」

上文刊載於第24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30日)《專訪港大新晉經濟學教授鄧希煒 赴美廿年初回流 寄望香港「再工業化」》。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2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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