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偕行新征程．三｜打造世界新矽谷　讓年輕人敢發科學家夢

香港要發展創科、發揮基礎研究優勢等官方口號早已呼喊多年，但至今似乎仍未找到適合道路，多次錯失先機。國家「十四五」規劃表明加快佈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神經晶片及DNA儲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而有意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香港，是否具備成為「國家科技先鋒」的條件？有了頂級科學家孫東出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香港又能否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

（編按：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向來提倡「積極一國兩制」《香港01》特此發行紀念特刊《與時偕行新征程》，當中收錄昔日七篇深度報道，記載香港進入社會轉型時期的關鍵思考。此乃其三，整合自第270期《香港01》周報。）

一、容不下科學家，談何十年磨一劍？

根據《2020年世界創新指數》，香港每百萬人口的研究員數目為4026.5位左右，在發達經濟體組別中表現弱勢，與韓國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表一）。另據智庫「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下稱《研發之都》），香港2018年的教育界別研究人員數目不及倫敦的三分之一，其中雖然教授數量相仿，但研究生和研究員的數量之差相距甚遠（表二）。

為何香港沒有太多大學畢業生願意繼續深造？「亞洲電動汽車之父」陳清泉的觀察是，香港學生十分聰慧，但大多認為攻讀博士難有出路，所以學士畢業後不再深造。作為香港回歸後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可謂見證了香港科研界大大小小的發展，亦親歷了國家科學的騰飛，即使年過八旬仍活躍於科技前沿，例如參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集合在港院士為特區政府發展科創建言獻策。

「科研人員申報項目等花費時間太長，靜下心『十年磨一劍』的太少了。」陳清泉說，「應該摒棄急功近利的思維模式……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他曾撰寫《給科研人員創新提供從0到1的原創性氛圍》，提到回報需時：「基礎類研究成果由於其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其理論價值的顯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評價時可適當延長評價周期，擴大國內外同行評議的範圍，重點考察其理論價值和學術價值，尤其是對應用研究的支撐和引領作用。」

可惜，在急於求成的香港，無論教授還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願意「坐冷板凳」。據教資會數據，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為6,864人，佔總學生人數82%，按此推算，本地學術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急功近利」是人性使然，問題是特區政府曾否針對有關問題為研究人才提供足夠誘因、大興產業提供足夠職位？答案無疑令人失望。對此，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創校校長倪明選難掩遺憾之情：「我培養過很多優秀的畢業生，留在香港的並不多。」他指出，土地限制、基建落後、房價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礙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學生若想任教，會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國；若想創新創業，則只能北上突圍。

那麼，內部癥結何在？首當其衝是香港政府對高校研發投入、教育投入過低。以尖端科技必備的晶片為例，「三十年前，科大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做晶片的地方」，倪明選說，但這三十年來政府沒有資助高校更新相關設備，設備亦已經落伍，「香港已經錯失機會了。」

另據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只有3.3%，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5.1%的水平；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的研發支出總和只佔GDP的0.8%，OECD成員國平均值達2.4%，是香港的三倍。在資源已然短缺的情況下，大學為了獲得更多資源而追逐排名，導致同質競爭嚴重、缺乏合作。

雖然資源有限，潛力卻是無限。2021年3月全國「兩會」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當中明確專攻「前沿科技」（尖端科技），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基因與生物技術、臨床醫學與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極地探測。擁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礎研究優勢明顯、具備國際化制度和環境、聚集了大批世界知名學者的香港，似乎是全國當中最具能力從事這七大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指出，香港在「十四五」規劃所列的六大科技領域上「大有可為」。他將國家規劃所列的科技分為兩類：一類是「卡脖子」技術，即外國做得好但中國較為落後的科技領域，如集成電路（即晶片、傳感器等）；另一類是「未知」的技術，即各國都在摸索的科技領域，如量子計算。香港可以集聚現有優勢，配合國家的需要集中攻關「卡脖子」問題，積極參與「未知」的科學研究。

黃錦輝以現時最熱門的「卡脖子」技術——晶片為例：晶片技術分為設計和生產兩方面，香港的「晶片設計」水平是世界一流，電子電氣工程專業在世界上更是「數一數二」。根據2021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香港科技大學的電子電氣工程學系位列全球第20位，而全港有五間高校的電子系入圍世界前一百（表三）。可以說，香港在電子系的學術積累優勢，放在亞洲無出其右（表四）。

「香港科創界想要對『卡脖子』技術作貢獻，第一件事就是要給科研人員寬鬆的環境。」陳清泉一針見血地說，科學家不應該受評價體系所限制，現時的評價體系「強調論文數量」，不利於「從0到1」的原創性研究，而歸根究柢，應該從建立「研究院」開始突圍。

「搞高科技產業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學，產生科學的地方；第二是研究院，產生技術；第三是企業和市場；第四是金融。」陳清泉指出了香港創科目前的痛點：「香港有名牌大學，沒有研究院，所以大學產生了科學、理論，但產生不了技術。」

黃錦輝亦認為，香港須建造「灣區超級科研機構」：「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已經成為了全球趨勢，為長期和大規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個穩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資金支持，這不僅有利於吸引國際頂尖的科技人才，還可以為博士後研究員提供職業發展路徑。」

「學生讀了博士想任教，大學教授名額是有限的。接着去讀博士後、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項目的錢，是『soft money』，不是職業啊！項目沒有了，錢也沒有了。」陳清泉又指，香港學生喜歡做醫生、律師、金融，相較之下，「理工科那麼辛苦，賺不到快錢、娶不到老婆、買不到房子……這都是因為香港缺乏研究員這種明確的職業道路。」他希望，中國科學院能在香港分設機構，令有志從事科研的青年有處可去。

此類以「科研」為業的研究院、研究所，更能夠打破大學同質競爭的現狀，建立學科間、學校間的合作平台，而這對推動尖端科技研究至關重要。陳清泉表示，「現在只有從事跨學科的研究，才有希望在學科中打造領導地位」，皆因普通的科技已被發明出來了，所以就要去跨學科領域中探索，「要敢於進入無人區。」

跨學科的教育制度要求學校打破傳統的學院學系，這對本港那些歷史悠久的大學而言，未免太過「傷筋動骨」，但若然有新建的「研究院」，便可以打破壁壘，勇於嘗試。黃錦輝就建議，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可率先合作在河套區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匯聚人才、集合資源，「為攻克技術難關、掌握核心前沿技術積聚力量。」

香港也有研究機構，然而規模較小，合共聘用研究員的數目不超過400人（表五），而且各研發中心背後依託大學的實驗室，要主攻領域和主題，難以進行跨院校、跨學科研究。政府應該考慮整合資源，從制度上設計出合作攻關尖端科技的平台。《研發之都》便指出，近年在科學領域領先的英美等經濟體已經開始建立跨機構的大型研究機構。在美國，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設立旨在促進深度的跨學科、跨組織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決當今複雜的生物醫學難題。而大型研究機構的長遠及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大筆和經常性的投入，以博德研究所為例，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會資助約1.5億美元來支持其研究工作。

二、「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惡性循環

香港打造高科技產業的另一障礙是高科技企業不足。「香港有三個中心，航運、貿易和金融中心，但只有這三個中心是不健全的。」陳清泉說道，「要把高科技企業也放進來，比如傳感器、醫療科技之類高附加值又不佔土地的企業。」

香港曾經集聚大批國際高科技企業乃至工廠，例如飛利浦（Philips）、摩托羅拉（Motorola）等過去電子行業的龍頭，都在香港設立過亞太區研發中心和工廠。交疊着「解殖」和「回歸」，香港的經濟板塊歷經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大量工廠遷離，科技企業的研發、測試部門亦隨廠北移。

「我以前日日對着幾十萬張8051晶片，你夠我熟？」恆光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劉振韜說。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入讀香港大學電子電氣工程系，後任職摩托羅拉在香港分設的工廠。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近年重新創業，研製晶片控制的六相直流無刷電機技術。

小小一塊晶片，為何能夠引起國際「科技戰」？劉振韜道出其中原因，晶片又叫「集成電路」，就是將繁複的電子線路集成在面積小、成本低的晶片之上，「你可以用很多大件的零件去實現，亦可以用一粒很慳位、便宜的晶片去做」。選擇後者是科技發展自然之舉。劉振韜指出，晶片的材料成本並不昂貴，「原料是沙而已」，但研發成本比較高，且工序中涉及的設備、人才要求都比較高。由此可見，晶片產業其實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屬於高增值工業，亦貼合香港邁向高增值知識型經濟的轉型。

事實上，香港曾經擁有亞洲首屈一指的晶片產業鏈。據1992年美國國會代表團考察報告《Oversight Visit to the Pacific Far East》記載，摩托羅拉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成立，是摩托羅拉亞太區半導體部門中心。1982年，摩托羅拉在葵芳搭建了生產測試中心和工程實驗室；1986年加建先進集成電路設計中心；1988年，全自動集成電路組裝中心開始運作，同年開啟「矽港中心」（Silicon Harbour Center）項目規劃；1990年，大埔「矽港中心」建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時亞洲第二大的半導體測試裝配工廠，每周能測試520萬晶片。

摩托羅拉等外資公司在香港設立的生產線培養了大量有經驗的工程師，亦造就了香港盛極一時的電子行業。但是，由於土地、人力成本急劇上升，摩托羅拉工廠於2002年宣布關閉，生產線遷往天津、吉隆坡，後來「矽港中心」亦被改建為鳳凰衛視的辦公樓。劉振韜認為，工業出走背後是「政治因素」和政府「懶理」：「英國人知道1997年要歸還，他們不會做長遠的投資，加上香港政府又側重一面，工業就再沒發展了。」

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其實並非不重視科技及工業。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之後，隨即任命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前任校長田長霖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推動了數碼港、科學園等項目的落成。晶片方面，董建華亦曾向政府官員點名留下首鋼集團旗下的光掩膜（晶片設計中的關鍵部件）項目，以鞏固本地晶片設計業。

既然特首表達了對科技的重視，那問題出在何處？陳清泉道出真相。回歸伊始，他任香港工程師協會會長，帶隊考察新加坡、芬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更於芬蘭向諾基亞（Nokia）拋出橄欖枝，邀其來愉景灣建廠。田長霖亦計劃推動科技股票市場，「類似現在的『科創板』，特意邀請了徐大麟給我們作報告，講述他如何在矽谷投資成功。」徐大麟是科技創投公司漢鼎亞太（Hambrecht & Quist）的創始人，以投資亞太晶片行業成名。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間晶片廠的「矽港」計劃，希望和台灣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合作，把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經驗移植至香港。

田長霖、陳清泉等一眾科技專家辛苦推動的一系列高端科技、高端工業項目，最終卻因為政治阻力而未能成事——項目推動過程中遭到了「三司」中兩位司長帶頭反對。「那些高官，對於科技根本就沒有認識！」陳清泉憶起此事，仍然忍不住大拍案台，「那家台灣晶片公司也想來香港，最後就因為香港不給地而去了上海。要求土地不是很常規的事情嗎？但那些高官就反對！」

2000年，徐大麟表示漢鼎亞太放棄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將計劃搬往上海執行。他表示，這主要是因為上海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稅，其後五年稅款減半，但香港政府不願退讓。結果，「矽港」在上海落地後更名為「中芯國際」，四年後在香港聯交所和紐約倫敦交易所上市。如今，中芯國際已成長為中國唯一能量產14納米的晶片製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晶片製造商之一。

三、重思「再工業化」 ，推動再科技化

回頭看，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工業」，相伴而來的「去科技化」影響深遠。科技企業、工廠曾培養出大量富有經驗的工程師，他們失業、轉行、離港；高校內培育的創科種子因缺乏工業而選擇北上落地，本地難造「獨角獸」；中層藍領崗位大減，不止阻礙了向上流動、加劇了貧富差距；年輕人進入科技行業的意願亦大減，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九十年代，我四十多歲，公司開七位數字人工挖我。」劉振韜自豪地說，這是「一分錢一分貨」，人工高皆因他能夠將營收從6,000萬美元做到3.9億美元。彼時，行業內技術剛從模擬轉數碼，劉振韜在港大電子系選讀數碼方向，他從集成電路的基礎知識開始學起，經驗扎實。「你現在要考我邏輯門的三十幾個部件編號，我都可以答你！」

但是，摩托羅拉離開香港之後，工程師紛紛轉行做管理、從商、從政，像劉振韜一樣願意留在香港電子工程行業而「還沒餓死」的人屈指可數。他提到，新加坡於八十年代開始推動晶片業發展，來香港「撬」工程師，「我同事一過去，（住）2,100呎（的房屋）啊！」他感嘆，明明當年新加坡的薪酬水平低不及香港三分之一，如今時勢卻逆轉。

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富有經驗的工程師，連願意入行的年輕人亦愈來愈少，理工科課程難度較大，就業前景卻遠不及金融、醫科、教師等專業人士。培育科技行業和培養科技人才之間已然陷入「雞先還是蛋先」的「惡性循環」，雖然政府高喊推動創科發展的口號，亦難以改變現狀。

工業和高科技企業唇齒相依，失去工業等於失去了發展創科的產業環境、企業及人才。2016年，特區政府首次將「再工業化」納入《施政報告》之中，但五年過去了，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的數據，製造業GDP佔比僅為1.1%。香港的工業發展依然不成氣候，遑論為創科環境帶來變化。關鍵痛點在於，香港只是為了響應「再工業化」的世界潮流而搖旗吶喊「再工業化」，但實際上既沒重新檢視香港的工業土壤，又不明白「工業」與「科技」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結果做來做去也不過是把低端製造業升級，而非「再科技化」的「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一詞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首次被提起：一方面是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用智能生產、數碼化等方式提高傳統行業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則圍繞科研優勢、高增值產品所打造的先進製造業，例如香港具備優勢的醫療科技、先進材料、精密儀器等。

雖然兩者都被納入「再工業化」，但目標完全不同。前者的重點在於提高生產力，後者的重點則是創造新產業，對接上游的科研優勢，難度亦較前者為高。話雖如此，發展先進製造業的重要性、長遠效益都較傳統工業升級更高，亦更切合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目標，皆因其不止能承載高級研究人才、工程師，還能聚集企業力量共同攻關尖端科研。

只是，五年過去了，香港目前的「再工業化」項目大多集聚在傳統工業升級，而在推動先進製造業方面，資源投放不夠全面，基礎設施建設緩慢，所以很多從大學實驗室走出來的創業團隊都選擇了北上，「科技」依然難以作為產業為香港GDP作出貢獻。

在資源投放方面，創新科技局於2020年7月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為香港企業提供三分之一（上限為1,500萬元）的智能生產線資助。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算了一筆數，若按滿額計算，計劃的20億元能夠資助約130間企業搭生產線，而按每條生產線為一億元產值來計，「香港製造業GDP能上升五成左右。」然而，尖端科技產品主要來自於高校、研究院內的研發專利。高校創業團隊資金向來短絀，如果希望將這些項目落地香港建立生產線，難以承擔那剩餘的三分之二建設費用。換言之，「資助計劃」惠澤的將是擁有良好資金流或一定財力的公司，忽略了擁有尖端科技卻財力短絀的初創企業。

除了科技工業的產業配套缺失，「再科技化」的版圖中亦缺乏大中型科技龍頭企業。「我們怎麼融入大灣區的生態，香港佔哪一塊位置？」倪明選疑惑：「香港學校多、基礎科研好，可是基礎科研是投入、給錢買設備、請人。到了產出的、賺錢的那一部份就跑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是不是有點虧？」他希望香港為高科技公司提供優惠條件，吸引它們在香港設置總部。

陳清泉亦回憶，在新加坡調研科技時，發現當地不惜土地以吸引煉油龍頭企業來設廠。「官員跟企業說，你要地可以，但你要為新加坡培養人才。」陳清泉解釋，作為交換土地的條件，新加坡要求煉油公司在本地設立研究院，並派專家來培養當地青年，「五年後知識也更新了，公司還要派新的專家來。」

龍頭企業對香港發展創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如今的香港對科技公司態度難言積極。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為了強化金融中心功能，為金融公司提供了多項優惠政策，例如放寬房託基金的限制、為私募基金提供稅務寬免、又專設市場團隊宣傳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等，但談及創科，卻只得「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這兩個人才計劃，並沒提到任何面向科技公司招商引資。

四、做好頂層設計 ，科技才能騰飛

香港是個高度經濟化社會，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港人普遍相信「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的玩笑，眼見新加坡厚積薄發實現經濟奇蹟、深圳GDP反超香港，卻依然不相信科技能在香港激起水花。

劉振韜形容香港人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創科投資的氛圍，在科技方面的風險投資知識更是落後，「你與基金談，他們不相信你會成功，覺得你在騙他。但做生意必然有風險，不然什麼叫風險投資？買層樓好過啦！」

不止是商界，政府和公營機構對科技初創的態度和管治模式亦保守，與內地相比顯差異。擁有半導體專利的初創公司是內地投資機構的「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地方政府眼中的優質資源。劉振韜舉例，他率領團隊前往內地參加科技比賽，在比賽之前，無錫市和寧波市政府的官員來與各團隊開會。「無錫政府開聲，無論明天比賽輸贏，在座33個隊伍，只要願意落戶無錫，政府即刻給1,000萬元（人民幣）！然後寧波政府又走過來，講了同一番話！」他表示，針對半導體企業，幾個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力度都很大，還有購房補貼和子女教育補貼等，「加起來不會少於2,000萬元（人民幣）……你一定要寫給香港政府看，這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內地的科技發展在講『十年磨一劍』，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黃錦輝慨嘆，「過去三十年，我們還是比較短視一些。」他把這種短視歸咎於港英時期形成的思維，「因快回歸了，大家就想搵錢盡快走，太長遠的投資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務業，做『炒賣』⋯⋯這種風氣應被糾正。」

陳清泉前往新加坡調研之時，是香港回歸初期，一切都是探索階段。他憶述當他拜訪新加坡負責規劃科技發展的官員時，對方向其強調「現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這是一句人盡皆知的大道理，可惜過往施政者們沒有理解其中精髓——要將發展科技作為經濟體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清泉明確指出，香港的領導人應拿出「頂層設計」。他舉例，從學生到院士，他曾歷經中國科學發展的「三個歷史時期」，在現場感受到三位中國領導人與科學人員的交流，分別是：時任總理周恩來在1956年全國知識份子會議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時任副總理鄧小平在1978年全國科學技術大學提出「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科技強國」的目標。「中國有『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還有『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規劃』，這就是頂層設計，香港也要開始有這些。」

陳清泉總結，若香港想發展尖端科技，邁向「國際創科中心」，就要在規劃層面做到「三個了解」。其一，要了解自身，「要理清楚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哪些優勢和短板，才可以去做頂層設計。」其二，要了解國家的需求，「以前殖民地時代，香港對科技沒有需求。大公司需要技術，可以從外國買，所以（大學）都在寫論文。但現在國家有需求了，香港要根據國家的需求來發揮優勢，補短板。」其三，了解世界的發展方向，「世界上有四個灣區，矽谷是高科技加金融，紐約是金融加服務業，東京是金融加高端製造，而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無論經濟總量還是面積都比它們大很多。中央決心很大，要把大灣區變成世界上最好的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