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自殺.上|《年少日記》揭開集體創傷:誰令他們走上絕路

撰文:王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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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第60屆金馬獎五項提名並奪得最佳新導演獎的港產電影《年少日記》,講述在中產家庭成長的十歲男孩傑仔跳樓自殺的悲劇,喚起社會對兒童心理健康的關注,但特區政府並無積極響應。事實上,香港學生自殺率屢創新高,教育局去年首11個月接獲31宗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的呈報個案,而衛生署的學生問卷更發現有多達4.1%的受訪中小學生曾計劃或試圖自殺。儘管當局經常強調學童自殺原因多元且複雜,但在社會轉型之下,各個階層對於生活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焦慮都會透過不同形式作用於市民身上,戲中角色傑仔不堪承受的種種情況,例如壓迫緊張的家庭關係、冷漠歧視的學校環境、成績至上的社會氛圍,都在現實生活中有跡可循。

「我未必可以幫到你,但我會陪著你。」如果每一位產生情緒問題的孩子的身邊人都能以這句《年少日記》中經典台詞的態度對待他們,也許就不會發生這麼多悲劇。(《年少日記》電影劇照)

社會全面轉型
政府忽視心理

《年少日記》中,傑仔成績平平、沒有一技之長、不及天資聰慧的弟弟,常常遭受母親的冷言冷語,以及弟弟的不聞不問,甚至被過度看重學業和才能的父親打罵。父母從未問過他的喜好,並且以弟弟為榜樣數落他,他也深信應該努力「成為像弟弟一樣優秀的人」。可是,付出並不一定有回報,經歷一次次挫敗,心愛的漫畫作者突然逝世,關愛他的鋼琴老師也被辭退,他的痛苦更加不被理解,並且深受失眠困擾,結果成績每況愈下,迎來的是父母的責備,老師的嘲笑,同學的排擠,母親甚至將婚姻問題歸咎成為傑仔的錯。他想去看精神科醫生,卻被母親形容「那是瘋子才去的地方」;他想找弟弟聊天,卻被對方以「你不睡覺,我還要睡覺」為由拒絕。最終,他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在高壓的香港,可能有千千萬萬個「傑仔」。他們身處泥沼,或疾呼、或沉默,痛苦等待救援。可是,社會總有人認為是孩子選擇了自殺,但他們卻沒有反省過,當兒童處於絕望時刻,根本沒有人為他們提供其他選項。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進入全面轉型時期,不同階層基於各種結構變動的不確定性難免產生焦慮,而相關壓力又會透過不同形式作用於市民身上,但特區政府卻沒有特別關注一些弱勢群體的心理適應問題,例如即使學生自殺數字屢創新高——根據教育局接獲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呈報個案,由2013年的13宗增加至20223年首11個月的31宗,但當局除了在2016年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提交一份不痛不癢的最終報告之外,並沒有仔細探究學生的心理需求

其中一個顯著問題是,當代學童成長於電子產品和資訊爆炸的互聯網時代,活躍於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和遊戲軟件,無疑衍生了完全不同於上一代的生活和行為方式;但在增長樂趣和見聞的同時,也更容易因為一些不良信息而產生錯誤認知、引發負面心理,甚至會在缺乏面對面接觸的情況下,發展出一種有異於實體人際交往的互動關係。可是,特區政府並未認真研究加以應對。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和2020年以來的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大中小學生完全沒有正常的校園生活,而在網課VS面授、半日VS全日的模式中反覆切換,更加依賴虛擬世界與外界互動,無法透過真實場景學習社會交往和情緒調控。

教育局數據顯示,2013-2023年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數目呈持續遞增的趨勢,並在今年達到十年來的最高點。(香港01製圖)

學生依賴網絡
疫後社交退縮

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去年九月新學年開學兩個月,就出現22宗青少年企圖自殺個案,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從業12年的註冊輔導心理學家章景輝指出,「新聞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有自殺傾向或自殘行為的青少年未被察覺。

疫情不是學生自殺率上升的決定因素,但卻不可否認是「過量」的催化劑。首當其衝的是學業壓力,去年十月香港青年協會公布「中學生開學適應」民調結果,有41.8%的受訪學生的壓力指數處於偏高水平,超過一半(52.3%)出現抑鬱情緒表徵。面對新學年,學生最擔憂的三件大事都與學業相關,即「成績退步」、「學習動力低、難以自律」、「功課/考測繁重」,畢竟三年網課時常遇到環境嘈雜、難以專注、跟不上進度等困難。章景輝就此補充:「這段hybrid mode(混合學習模式)的過程,拉闊了學生能力差異,有資源的學生跟得上進度,而缺乏資源的學生就會落後很多。」當時很多報道也都指出,一些住在劏房的基層學生只能趴在飯桌甚至床上上網課、做功課——當他們沒有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自然無法形成專注的學習氛圍,對知識的把握也不全面。

疫前小四、小五的學生在復常後直接升入中學,不僅學業的難度直線增加,也要面臨重新認識新同學、構建新交際圈的難題,甚至出現「社交退縮」的現象。章景輝指出,「疫情扼殺了學生很多社交機會,讓不懂得社交的學生更難學習社交技巧,也更容易被孤立」,遇到爭執和欺凌等問題也不知如何處理。他們沒有向同輩朋友傾訴的機會,當心情不好或有壓力時,也會習慣性把心事憋在心裡,將情緒藏在「口罩」之下,因此外人也更難察覺。此外,青少年除了普通社交之外,也處於對親密關係的認識和摸索的過程中,而這也倚賴良好的溝通交際能力,章景輝直指「疫情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章景輝分析,父母平常回到家可以脫離工作環境,與子女放鬆和玩樂;疫情期間父母子女都留在家中,親子時間看上去多了,但父母在家工作期間會處於一個壓力大的狀態,自然會和家裡人的衝突變多。(歐嘉樂攝)

破碎家庭長大
創傷貫穿一生

良好的親子關係與溝通,固然是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關鍵。但疫情期間,雙方長時間被「困」在狹小的空間裡,父母也需要面對工作上的煩惱與壓力,摩擦自然增多。2020年香港小童群益會《兒童及家長在停課期間的狀況調查》結果發現,有30.8%的受訪家長認為親子衝突比疫情前多,只有8.2%的家長認為減少。過半受訪學生認為主要衝突原因是「家長認為我長時間玩手機/打機」,而家長則認為是「要經常叫子女學習/做功課」。

章景輝指出,家長對子女期望過高或會導致子女壓力大增,而夫妻關係也是影響親子關係的重要因素。「家庭最關鍵的是父母之間的關係,父母夫妻關係好,小朋友才會覺得家庭環境是安全、舒適的。」他提醒,父母作為孩子最重要的「守門人」和「後盾」,不僅要給予孩子成長空間和尊重、理解、包容,也要為孩子營造充滿關愛和安全感的家庭環境。有人曾說:「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而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治癒童年。」——看看香港,2020年離婚率高達58%,2021年則有94,508名未成年子女與72,279名單親人士一起居住,破碎家庭的持續創傷將會貫穿他們的童年、少年,甚至更久。

網癮影響身心
提高網絡素養

除此之外,中小學生在疫情間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也對其生活和社交形成難以逆轉的慣性。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曾就學生疫情下運動量及睡眠質素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小學生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由疫情前的每日2小時增加至7小時,中學生則由8 小時增加至9小時;兩者都有明顯上升趨勢。港大於2022發布的《數字能力是防止兒童和青少年遊戲成癮的保護因素》研究報告也表明,中小學生每天使用電子產品超過3小時,有打機成癮的比率明顯更高;而患有遊戲成癮的學生有可能出現肥胖、失眠身體健康問題,也更有可能表現出攻擊性、衝動行為和強迫症等不良精神狀態。愈沉迷打機,接觸網絡欺凌的經歷也會越多,這也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心理健康後果,如自殺企圖。

不少學校和老師都期望能在放學時間舉辦更多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溝通表達和社交能力,但實際上很多學生都不願參加:「第一個原因是要補習追趕成績;第二個原因就是要回家打機。」據章景輝觀察,學生自學互聯網的能力非常強,而且缺乏家長的監控和教育。這種頻繁使用互聯網的趨勢是不會逆轉的,所以完全禁止學生使用電子產品並不現實。他建議尋求他法改善互聯網帶來的負面影響:首先從家長出發,加強家長對互聯網的產品和使用認知,讓家長發揮日常監督作用;其次令電子產品成為課程工具,賦予「課本」般的價值和意義,幫助學生對其「去魅」;另外,學校不應只在電腦課上教導學生掌握電腦技術,還應該在德育課中開展互聯網教育,提高學生的網絡資訊素養。

調查結果顯示,停課期間兒童做的最多的三件事都有關使用電子產品,而能表達情緒或進人際交往的活動卻佔比較少。(圖片來源:2020年香港小童群益會《兒童及家長在停課期間的狀況調查》)

打破自殺迷思
杜絕悲劇再生

在網絡社交豐富快捷的今日,當身邊的家長、老師和朋友無法理解學童,他們會傾向於在網上分享想法和尋求支持;即使遇到困難時也不會尋求身邊人幫助,身邊人便更難察覺他們的想法和心理變化。章景輝根據輔導和心理學角度分析,人在青少年階段是非常矛盾的,他們會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形成自己的想法和三觀,並且非常需要他人的聆聽和認同;若有強烈的「不被理解」感覺或生活遇到困難,心智尚未成熟的他們也沒有能力解難,而是會產生絕望和無助情緒,嚴重的話會出現自殺念頭甚至付諸實行。

當學生的交際、溝通意願下降,這種更傾向於封閉自己的現狀,似乎堵塞了他人施以援手的「生命通道」,但實際不盡然。社會存在許多對自殺的迷思,其中包括認為自殺事件無跡可尋的,情緒好轉表示自殺危機減低,不應向有自殺傾向的人提及自殺等,但真實情況卻正好相反。然而,如果家長朋友多點關心、陪伴、理解,讓學生有可釋放情緒的窗口;如果學校減輕不必要的功課和壓力,少點催谷學生,提供多點時間和空間;如果社工或輔導人員能夠儘早識別和介入;如果社會可以消減「成績定終身」的傳統論調;如果自殺事件發生後外界不是一昧指責,不會發出「當下年輕人太脆弱」、「有沒有想過你的父母」等論調⋯⋯也許「傑仔式」的悲劇就不會在現實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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