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之義.三】退下平權前線癌症纏身  王惠芬:抑鬱卻無盡頭

撰文:洪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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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血多到孕婦衛生巾一個鐘換一次都不得,王惠芬於是去看醫生。子宮肌瘤半年內由4cm長大到11cm,工作壓力是主因。她切掉子宮,肚依然很大很漲,又頭暈。出院幾日後去城市論壇,接著將去佔領區當成上班。直至精神科醫生問她,你不斷流淚是為了什麼?她以為是因為家庭或者工作,醫生聽她說完一堆心底話,才發現沒有單一原因,身體會記住有過的鬱結。融樂會完結、雨傘運動完結、社會再沒有她的角色,剩下只是養病,每天莫名悲傷。「抑鬱的可怕是說不出口的不開心,那是你另一個自己。」
攝影:陳嘉元

因為出書,王惠芬多了些做訪問的人找上門和她聊,以及找BB玩。

切乳房做化療 吃兩年藥卻沒治好抑鬱

2017年的世衛數字顯示,抑鬱症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成因,目前全球有3億人正與抑鬱同行。王惠芬是光明正大地抑鬱著,她告訴所有人「我有抑鬱」,沒有說出口的大概是「我會好起來」。發現乳癌時,她沒有晴天霹靂、沒有歇斯底里、沒有哭。「我沒得怨,沒照顧好自己。」所以她乖乖動手術切除乳房,然後用接近50萬元打18針標靶藥做化療,她知道做了這些就有機會好起來。但是抑鬱,是她整整兩年早晚吃藥也無法好起來的,每天莫名的眼淚、無力感,失約、內疚、沒有動力,連門口也無法走出去,這與她本身性格實在相差太遠。

「我可以連續睡兩天兩夜,睡醒有種莫名的悲哀。抑鬱可以分兩極,一是失眠沒胃口,一是勁食勁瞓,我是後者,所以肥啦腫啦,兩日兩夜起床還是很想睡。」政府的藥吃了10個月,病情竟比看醫生前還嚴重,「我在家沒事做,如果這裡有露台我可能已經跳下去了。」

覆診時,其他病人幾乎把抑鬱兩個字刻在臉上,有些人在自言自語,或者完全僵硬。入房見醫生,一、兩分鐘的對答如下:「這兩個星期如何?」ok。「藥照舊啦?」ok。她若是硬要說下去,醫生也不耐煩,外面還有一條長龍,每個人看上去也比她有需要。

「人活著是一種詛咒」,以前王惠芬是這樣想的。現在身體的苦,讓她對於苦的意義、活著的意義有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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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頭到底在哪裡?

全身很痛時,她學電視劇主角般,嘔血也可以跑、滿身子彈還可以動。「我試過說服自己用意志力跑,一跑,原來不行,根本動不了。」

縱使病中也能幽默,畢竟她確實是軟弱的;縱使她相信上帝,畢竟有些時間她會懷疑。疼痛時她看一本書,內容關於看不見的上帝。「第五、第六針化療時,每三分鐘嘔一次,由起身開始嘔,嘔到通宵,大便積聚彷彿要爆腸。早上可以沒有絕望,忍到晚上不得不想,盡頭在哪裡?祈禱一次兩次後也不祈了,上帝如果憐憫我,為什麼要受這些苦。我先生也沒有睡覺,在床上放個臉盆,先生怕我看見盆裡嘔吐物更想嘔,一嘔立刻洗乾淨再等我下次嘔。嘔完他沖果皮給我喝,天亮上班。」

王惠芬做手術時要剃頭,丈夫主動陪她剃。(受訪者提供)

「最近有了新的體會。生命很奧秘,苦難不知何時敲上你的門,但是苦澀是有選擇的。癌症於我沒什麼特別,抑鬱我卻無能為力。從2015年到現在,我總在計算時間,吃了藥幾多個月了,怎麼還是一樣。或者我應該練習信心、不可見的信心。」

未康復已計劃未來:練習平靜

她要買一隻很貴的奶粉治病,入一個病人組織的會可以半價,於是她入了會,但沒有去參加活動。一年後,社工打電話來問她為什麼沒有參加活動?「我說我因為抑鬱unmotivated出不了門口,她說:那你要motivate自己了。」王惠芬竟然還反過來教她輔導方法:「你應該問,那你身邊有什麼事,能令你有動力呢?」但是一個病人組織一句隨意的說話背後,其實代表不理解也代表不容易,一種在地體貼幫助病人的服務並不容易,況且各種病人也有各種處境。

還有兩針標靶藥打完便完成化療(她笑說就快畢業),王惠芬現在提早更年期,潮熱令她在家坐著也要一天沖至少2、3次涼,晚上去7次廁所,吃安眠藥才可以好睡點。但她已經開始計劃接下來要完成的事,休息過後她想先完成神學研究、會搬近家人住,因為看見公立醫院對精神病的不重視,她初步計劃往後多關注精神健康方面的權益。還有一件,看來是她最不可能完成的事:練習平靜。

王惠芬前半生
1970年 出生
1981年 來港
1993年 城大就讀社工文憑課程
2001年 創立融樂會
2004年 《種族歧視條例》立法諮詢
2007年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修例
2009年 條例生效
2014年 辭去融樂會
2016年 確診乳癌第二期
2017年 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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