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GO感謝祭外圍】青年小販之死促同行入商會 渣甸坊小販抗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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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銅鑼灣渣甸坊市集末端,便是盧愛群(群姐)賣元寶蠟燭、金銀衣紙的檔口,這個檔口,是群姐爸爸盧惠文留給她的。戰後來港的一代渣甸坊小販,因為黑社會收數和政府小販管理隊的驅趕,曾經在70年代左右創立香港五行小商販福利會,組織在街上賣貨維生的人,盧惠文便是其中一員。

群姐只記得,當時爸爸除了開檔,還要開會,甚至被推舉為灣仔區區議會官委議員。這個小販先鋒,63歲時因勞碌過身,留下了聚眾爭取權益的精神。

攝影:鄭子峰

盧愛群30多歲開始正式接手渣甸坊檔口賣金銀衣紙。

群姐爸爸盧惠文。(受訪者提供)

在街邊食豆腐花豉油撈飯

戰後,一個從大陸來的男人,帶著四個子女初到陌生地方,沒甚學識,唯有跟著朋友在街上試試賣菜。盧惠文自此扎根銅鑼灣渣甸街,跟著其他小販在地上賣東西。

群姐說,當年自己還是小孩,不算是幫手睇檔。但檔口畢竟是一家人的命根,父母倘有重要事辦,還得靠子女幫忙。有時群姐頂替父母看檔,小販規管隊來查阻街,就這樣拉她回警局,待家人擔保後上庭,由法官問話。1950年代,港英政府發牌予小販,父母當年走到天后通宵排隊,等一朝早政府部門開門領牌照,也留群姐一人留守看檔。

她當時在金銀業貿易場學校讀書,放學就在檔口紙皮盒上做功課,夜晚拿著湯鍋去對面舖買豆腐花,一家人用豆腐花、豉油撈飯,「效果像吃蒸水蛋。」

群姐記得當年檔口對面就是豆腐舖,賣煎豆腐、豆腐花。

放學不願回檔口

群姐讀的學校,有的人住在跑馬山半山,有的人像她,住在大坑山上木屋區。曾經自卑於小販的出身,「我不會告訴人爸爸是小販。爸爸自己也沒有。」當年爸爸在她的家課手冊上寫上自己職業為商人,他覺得小販做買賣,也是商人,光明正大搵食養活一家。群姐初初不喜歡,放學就不回檔口,「怕同學跟住我!」

後來,同學們為了準備學校活動去購物,群姐買糖磅重時候眼尖,叫舖頭多放一粒才夠稱,同學霎時露出佩服的眼神。「那刻發現,咦,原來我有自己的知識,就開始不再介意別人知自己小販出身,又帶同學去檔口玩。」

從自卑都認同自己的小販身分,群姐在成長中學習。

面對黑社會、管理隊 小販組商會

當時小販面對很多麻煩,像黑社會收黑錢,小販規管隊管理過嚴,小販們開始構思要組織起來爭取權益。盧惠文做生意之餘,也投入參與社團事務,他們在70年代左右,聯同灣仔機利臣街、筲箕灣金華街和柴灣商販組成立香港五行小商販福利會,幫小販跟政府部門商談、周旋。「計落都有40年歷史。」

小商販會很團結,不論是當年爭取改善排檔設計,到今日爭取助手優先發牌,都會跟政府部門會面發表意見。「以前政府給你三呎闊、四呎深的排檔你,但這對營商環境而言不好,於是爭取變回四乘三,令門面闊一點。政府就是這樣,你要有個工會去發聲,同佢傾。夜晚收黑錢,你要找警察幫手,也要代表去籌謀。」群姐說。

當年五行小商販福利會雲集了灣仔、銅鑼灣、筲箕灣和柴灣的商販,他們定期開會,與政府部門見面。(受訪者提供)

盧惠文後來因緣認識了當時第一位香港華人市政局主席張有興,他見盧惠文熱心公益,引薦他到灣仔區議會做官委議員,1986年上任。爸爸愈來愈忙,既要凌晨執貨,又要開會,後來甚至有機會與英女皇見面。少時的群姐想:「俗語說,小販係坐埋同一條船。他的心態不只想自己,比較熱心,細個都知爸爸忙是為了幫人。」可惜後來盧惠文因心臟病發,於63歲時過世。

青年黃水祥之死

商會第二代接管人周棠,曾經在受訪時講過一個故事:黃水祥之死。時值1945年,還是警隊管理小販的年代,一個無牌小販黃水祥,在街上賣陳皮梅、嘉應子,被目擊在追捕中被警察拳打腳踢,最終死在街上。當年草根階層,難以跟警方抗辯,事件亦不了了之。人稱棠叔是黃水祥的朋友,這件事導致他加入五行商販會,後來商販會改稱「五行小商販福利會」,亦是因為他提議在會號加入「小」字,以強調小商戶的特色。

阿宇是渣甸坊第三代檔主。相比現在,當年小販的確賭上生命開檔,不少人甚至是少年或青年。

商會團結了小販,不再害怕黑社會前來收黑錢。任何街頭小販,不論有牌無牌,都可以繳費加入商會,在政策面前,商會都會代為解決問題。但小販並不能只顧自己,當時棠叔強調,持牌小販也有責任顧及整個社群和社區利益,要自律和互助,這或許也是會徽上「手握手」圖案的由來。

六七暴動期間,原來曾有左派機構叫小販加入罷市,但棠叔拒絕。他認為小販手停口停,不希望捲入政治鬥爭,不會刻意針對政府,但也要捍衛小販權益,當年政府計劃取締灣仔太原街、交加街露天街市,他們也有齊聲反對。後來,棠叔甚至與市政局議員杜葉鍚恩、張有興等人合作,加入小販管理委員會,協助制定小販政策。

爭取改善排檔至今變「變形金鋼」

盧惠文和第一代小販留下的團結精神,遠遠超過他們所想像。以前,小販只是在地上一個個黃格上經營,沒有地方貯物,後來政府給小販鐵籠鎖起工具。發牌後,小販排檔應該如何設計,連政府也沒頭緒,他們將設計拿給小販看,小販一笑置之,「他們知道一定做唔到生意。」第三代檔主梁鳴宇說。「政府提議不如小販建議設計,政府負責制訂規格、材料。」即後來的〈小販施行細則〉。最初,小販檔只是用木頭搭成,檔頂有的用布帳,有的用金字屋頂,有的是平頂。

多年來,小販排檔不斷轉變,不變的是檔主仍然要以生活智慧,把白天攤在路上的貨品統統收進小小的檔內。

現在,排檔小販分不同種類,包括中上環常見的固定攤位,廟街的黃格仔「朝行晚拆」型,中環戲院里的擦鞋檔,中區和深水埗區常見的熟食或小食檔,以及報紙檔、工匠檔、理髮檔和靠牆攤。各種牌檔大小不一,牌費亦不同。排檔要經過不同政府部門審視,結構上有通風網、合資格電箱和防火漆油等等。

慢慢,小販固定後開始搭屋仔,政府限三呎乘三呎,高度無限制,有些小販的檔起到三、四樓高。小販再反映三呎不夠擺貨,冬瓜大一點都過界,所以政府放寬到四呎,成為現在的雛形。多年來,小販繼續爭取和建議,形成現在有貯物格、有門板的檔口,被梁鳴宇戲稱為「變形金鋼」。他們也爭取電力公區在街上設置獨立電箱,電線滿天飛,駁去每個檔口,「好似城寨咁。」

「每條街都有小販會爭取改善營商環境,你問是不是渣甸坊帶頭,我們沒推論。不論誰爭取到,就全部小販都享受到。」群姐說。

多年來,渣甸坊養活了四代小販家族。小販們建立了情誼,在管理政策上,他們團結發聲。

發牌爭議和重建底下堅守街頭

群姐現在也算繼承了父親的工作,在福利會擔任秘書。福利會多年來組織街坊,也會舉辦旅行、活動,香港有風災也會籌款,也會協辦筲箕灣譚公誕節慶,今日小販之所以團結,跟福利會不無關係。最近,政府計劃重發收回的小販牌照,福利會也向政府建議設立發放給小販助手與公眾人士的牌照比例,不時去立法會、區議會開會,「當年小販爭取到助手牌,搵人幫手做生意,現在多了牌,是否應給助手優先?」她說。

當年日資公司進駐銅鑼灣時,有好幾年,群姐在大丸百貨做售貨員。成家之後,群姐在放棄工作和放棄照顧子女的決擇中搖擺不定,才發現做小販能兼顧兩者。「做小販可以有收入,又看顧到小朋友。」於是回到渣甸坊,繼承媽媽後來轉型做元寶蠟燭的檔口,也賣利市。這個檔,清明節、盂蘭節、重陽節和新年生意最旺,可以賺到較多收入,其餘時間都淡薄,每個月平均利潤不過一萬元。

做小販良久,群姐已習慣不太追求物質,錢和生活品一樣,夠用就好。唯一擔心的是,社區變化太快,最近有老人跟她說有人收購希雲街重建,小販都擔心會又少一批舊客。「你問我為何還在這裡守著?因為我們上年紀了,去哪找工作呢?落渣甸坊,幾個鐘好快過,好過在家裡對著電視。」群姐不逼迫子女繼承,單是每天能跟街坊談談生活,以福利會身分繼續改善小販制度,享受開檔的時光,就是最好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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