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反思・70後】兩70後正義道向左轉向右走 悔疚、懦弱、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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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遊行,年青人在太古廣場前方的橋底石壆揮手,想叫遊行隊伍的人往右走向金鐘聲援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Emma(化名)在一陣又一陣的呼聲中繼續向前走,在太古廣場待了一會,便回家去。「我沒有向右轉,說真的,我也認自己懦弱。」右轉的立法會抗爭現場,阿琛(化名)戴著口罩游走各處,走在前線運送物資、發放訊息。

兩名70後,一個自認和理非,一個自言緊急時刻會衝,他們的共通之處,是「太遲走出來了」,他們說。

Emma(化名)第一次上街遊行。此前,她覺得許多遊行集會都與自己無關。(李慧筠攝)

70後的我,遊行後沒有轉右

一年前,Emma沒想過自己會走在烈日下的遊行隊伍之中——六九反修例遊行是她人生第一場參加的遊行。7月1日,她一邊坐在灣仔莊士敦道快餐店等候大隊,一邊說:「有些年紀比我大的朋友說,阿太都說了撒回,覺得不用再上街。我見利東街她反悔,信唔過。五大訴求一個都無回應,點樣做帶領香港人嘅人?」

Emma是別人口中的和理非首遊族,在「民間人權陣線」宣佈遊行集會結束之前,她通常早已離開。「總覺得夜晚很危險,因為不知示威者做什麼,警察又會做什麼。」6月9日,她在家裡看到警察驅趕示威者的片段,很憤怒,「邊個落命令放催淚彈,一個推一個,如果覺得命令是對的,為何不肯認?」結果每次民陣再號召遊行,她都出席,即便丈夫並不特別同意,也未有同行。

6.12衝突中警察清場手法惹起公眾質疑,警民關係亦益發緊張。(李慧筠攝)

「我們嚐過自由的甜頭」

「我那輩人覺得政治制度會自己運作,不關我事的。」她說:「九七時你十幾歲,之前自由的甜頭,我們這代享受了。」成長在屯門屋邨的Emma,爸爸是個打工仔,媽媽是家庭主婦,都在香港出生。父親一直不喜歡內地國情,「現在他老了,收了火,有時珠海兩日團都會去。」一家人不多談政治,她自然沒有多理,「以前屯門很封閉,感覺政治是九龍香港的事,不關新界事。」

從一個屋邨妹,變為今天有樓在手、有個小兒子的中產階級,她想自己的人生倒算無風無浪。成長時物價指數不算高,父輩勤勞工作,金融風暴沒有波及不太會投資的小家庭,政治事件牽涉不到少年少女的生活裡,大學畢業後捱過2003年的低迷經濟,也能儲下一些錢,由父母幫忙付首期置業。「至少不用愁沒錢使。」

「直到今天做了個廢中,一路相當平穩。成長之後,發覺中產大部分覺得不需理政治,因為不切身,小市民也控制不到,等當權者同議員處理啦。」多年來她沒有參與過反《23條》遊行,對反國教運動沒有太大觸動。

七一之前,有撐警集會人士撕毀金鐘連儂牆上便條。很快,七一遊行集會人士又把牆重新填滿字句。(李慧筠攝)

以前覺得投票就是盡責

這種心態直至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完全改變。「他上任後,發覺中國政府真的會差隻腳埋嚟。」雨傘運動時,她因懷孕而沒有到現場,但她會在父母鬧示威者阻街時解釋真普選的訴求。今次反修例,兒子幾歲大了,「看了很多資料,發現小市民不一定不被修例影響,你始終不知身邊有什麼人跟中國有關係。這是為下一代著想,也不是為自己了。」

「都有想過是不是太遲走出來,我認以前我是政治冷感,以前覺得盡責任就是投票,完。」她苦笑道:「我賴自己是70年代的人,享受了經濟成果。」但是她的轉變不一定帶來同伴,她那一代同學大多仍然沒有對修例發表什麼想法。「平日分享相片很多回應,但你一分享政治事就沒反應了。我不會說他們自私,他可能有其他想法,只能說他們看得不夠遠。」

同樣年屆40的阿琛(化名),連日來在示威現場,協助疏散示威者。(李慧筠攝)

70後的我,在示威現場當哨兵

在太古廣場往右轉,另一個戰場上,阿琛穿著一身黑候命。連串社會運動裡,示威者一直有所分工,有人做前線,有人傳送物資,阿琛做的則是哨兵,一時全神貫注看電話,一時環顧四周。「警察會隨時在靜的地方出現,要睇定環境。我的角色未必好前,但想保護示威者,減少受傷,所以幫手發送訊息疏散。」

阿琛以往一直做基層社福工作,但他直至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都不覺得大政治跟自己有關。當時他剛結婚,回港時,夏慤道已經炸開第一顆催淚彈。「想不到香港變成這樣,警察用的武力原來去到這個階段。」他說:「以前政治敏感度的確不足。」

阿琛以前不覺得九七回歸跟自己有所關係。(李慧筠攝)

個人主義的一代?

分別訪問的兩位70後受訪者,都認同自己那一代是非常「個人主義」的一代。阿琛出生在公務員家庭,偏偏讀不好書,「他們想我成為他們想要的那個人——不要搞太多,穩定工作、建立家庭。但我做不到嘛。那種高壓氣氛和不斷否定你,你很想離開又離不開。」為了擺脫家人限制,中學畢業後他去做金融業工作,打幾百個電話cold call,換來十多個會面和一單生意。

後來他度過兩年高峰期,陷入了冷場的季度。當時經紀沒有底薪,時值2003年左右,經濟不景氣。「無底薪,差卡數。點呢?沒錢了,對鞋著到腳趾公位置穿個洞都繼續著,下雨的時候走過公司地氈,會有水印。」他絕望之際,曾經把心一橫騙客人錢。

因為信仰,阿琛開始接觸基層議題,親身與街坊經歷過被政府部門欺壓的大小事。(李慧筠攝)

不論是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97年回歸,少年阿琛當時都覺得與自己無關。1989年六四時候,他聽著新聞哭了,但那種悲慟更像是不知就裡的同情心。當時工換工也只有月薪七、八千元的他,世界只有卡數和還錢,「借完又借,無就再借。真的只想到自己。」直至客人發現受騙告他,人生這才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阿琛犯事後被判社會服務令,後來走入宗教機構做服務,做相關弱勢社群的工作,跟父母擔任的政府部門可說是天敵。開初幾年,他自覺做的只是小日常,無關大政治,倒是逐漸看到社會底層的生活面貌,他們如何卑躬屈膝,被政府部門欺壓。「官見到他們不懂規例就蝦,見到我們懂得找傳媒就肯見面。」雨傘運動後,他開始想民主政制的問題,也因為讀到《地產霸權》,意識到貧富懸殊與政策傾斜有關,近年加強了做倡議和充權工作。

「我們角色是配合青年人,學習他們的衝勁和智慧。」阿琛說。(李慧筠攝)

6.12後 「我對不起00後」

今年六月,他多年的悔疚臨近爆發點。6月12日,他和老婆、同工跑到反修例三罷現場,那天牧師在警察防線前唱聖詩,突然一個女孩大喊舉手,催淚彈的煙就濃重地湧來,大家向後退時,要跨過石壆,「有些中年人不夠力、仆倒,有點忙亂,有人爆粗有人被拉。迎面而來的多是大學生,也有些可能是十幾歲。」他說。

之後的6.13,他跟老婆吵了一架就出門往中信天橋默站。「她不想我出去,但我覺得我要去贖罪,那麼多年我真的沒做過什麼,我對不起00後。我想罰自己企,想想如何繼續參與。」他是個行動派,很快便加入朋友辦的物資站和當哨兵。「不衝就支援,前線需要你support。」七一當日佔領立法會,他跟其他哨兵散落各處,協調疏散示威群眾。

時光倒流的話,夾在70年代末、又未到80後的他,會希望自己站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前線。「那是我最聚焦個人的階段,我不明白為何要佔碼頭。現在明白,革命是從本土文化開始。」

開初,Emma問衝立法會的是不是「鬼」?翌日再見,她說多看了資料,明白示威者想仿效太陽花學運,讀出香港人的宣言。(李慧筠攝)

屬於想改變的人的時代

七一下午,Emma跟記者說,在立法會撞玻璃門的不知道是否「鬼」。「沒有會議開啊,為何要衝立法會?開初很擔心。」晚上她翻查資料後,想法不同了:「原來是參考台灣太陽花學運,也想要宣示。」她頓了頓說:「玻璃爛了,人們會覺得示威者一定不對。十點時,我的確想過他們應該要散啦。但不在現場不應判斷太多。你也要知道他們背後的目的。爛了玻璃你(政府)就出聲明,你到底有多愛塊玻璃?勝於那三條人命?」

「既然上不了前線,我就將他們的想法傳播開去。」她把現場示威者保護文物的圖片分享給親人,回家後又請父母轉看她認為報導較全面的新聞台。「我這些和理能做的就是這些。」

「我想,時代是屬於一班想改變的人。」(李慧筠攝)

阿琛於同代朋友圈中,算是走得前的異類。「因為我坎坷,不像他們發展得好。」他笑說:「如果我發展得好,可能跟他們也一樣。」他相信今次和理非和勇武派大和解是社會運動的出路。「我身為社運初哥,很多事要向年青人學習。70後一代還可以監察和發聲,如果以為自己生活穩定好成功的,也要聽別人的想法。老人要謙卑,這已不是他們的年代了。」他想了想,又發覺以年代分野運動分工,並不準確。「牧師很老,都可以走得很前。我想,時代是屬於一班想改變的人。」

他從沒有自己必定能全身而退的想法。「你到金鐘去就要有被捕準備,不能抱持僥倖心態。」多年前他因欺詐有機會受牢獄審判,結果逃過大難。他想,今次倘若因示威被捕,至少出發點不再只是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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