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清晨六時許，一通電話驟然將吳衞東從睡夢中喚醒。電話那頭，無家者聲音顫抖，說自己在天台，想一躍而下。吳衞東未多問一句，披衣立刻出門。趕到現場，見一排警察靜坐一旁，發現無家者的情緒已平復無事。吳衞東輕聲問：「安全了為何不與我說聲？」對方抬眼，緩緩答：「一定要等到你來，聊一會兒天才走。」在生與死的邊緣，無家者等待的是那張他信得過的面孔。社工吳衞東，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社區組織幹事，名片上的職銜36年來從未改變。他曾三度帶領無家者打官司告政府，因而為人熟知，此事蹟更成為了電影《濁水漂流》的原型；亦是香港首批帶領無家者參加「無家者世界盃」的社工。幾十年的工作，不僅沒有磨滅他的初衷，反而令他的信念更堅定。
記者：何胤樞　編輯：鄭悅沅　攝影：何胤樞

吳衞東的父母是工會骨幹成員，每逢週末在工會當義工，便帶上年幼的吳衞東一同前往，他小學時的課餘時光大多在工會裏度過。當時的他並不明白何謂社工，只是與工會裏的會員叔叔們打乒乓球、下象棋打發時間。小時候他常疑惑，為何父母在正職的公司打拼多年卻從未升職，如今長大後才明白，原因只是因他們參與工會職務，為員工爭取權益，與公司有利益衝突。父母以身作則，成為了他往後重要的榜樣。

如今以社工身分耕耘多年的吳衞東，大學時期卻並非修讀社工系。1986至1990年間，他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先修讀電子工程系，再而轉讀經濟系。當年的他抱着夠分數入大學的心態隨意選擇電子工程系。他說，經濟二字的原意——「經世濟民」深深吸引着他，因而在大二時轉系。而大三時，他留意到社工系課程中有一個範疇是「社區發展工作」，能夠替基層發聲，與工會的理念相通，因而萌生興趣。同時，他不斷思考單靠經濟系能否可以真正地「經世濟民」，他意識到必須親身磨練，不能埋首於數字堆中。因此，他嘗試向校方申請轉讀社工系，雖未獲批准，卻令他越發堅定未來的職業方向。

無背景起步　自學摸索社工路

大學畢業後，吳衞東沒有社工牌照，依然決意投身社工界。1990年，全港約有38間非牟利機構（NGO）提供社區發展工作範疇的崗位，於是他一一寫信求職，最終只有兩間機構回覆，其中一間便是社協。談到此，吳衞東一度哽咽，當年他並沒有社工牌照，社協仍願意聘請他，主任何喜華相信他願意替基層發聲，因而決定錄用。

入職之初，吳衞東的首項任務便是在秀茂坪做老人服務，然而兩個月後拍檔離職，他只能硬著頭皮獨力應對。沒有社工背景的他不懂對談與輔導技巧，為了準備居民會議，他常常坐在觀塘街頭，提早兩小時準備會議內容，用「自問自答」的形式模擬街坊對答的場景，設法讓更多街坊投入會議之中。

如果能真正走入基層，即便這會是條窄路，我也很樂意去做。

直至1997年，機構要求吳衞東補回社工專業資格，他於香港大學修讀兼讀三年制社工課程，2001年正式成為註冊社工。

1999年前後，隨着香港街頭無家者問題愈趨常見，社協察覺這群體的迫切需要，遂建議吳衞東將服務重心由長者轉向無家者。他坦言，兩者的工作落差很大。長者會視他如孫兒，溫暖關切他有否吃飯。無家者服務則充滿挑戰，許多無家者承受童年創傷，對人缺乏信任，常以質問的口吻回應社工：「社工又如何？你很厲害嗎？你能幫到我嗎？」無家者往往把憤怒與哀傷都發洩於社工身上，但他認為無家者是社會最邊緣的社群，從未抗拒接觸他們。

為了學習如何與無家者建立關係，他通宵兩晚讀完《追龍》一書，書中關於傳教士潘靈卓在1997年前走入九龍城寨服務，談及關心與承擔對於服務對象的重要性。吳衞東說，當時他對無家者服務一竅不通，便靠大量閱讀與日復一日地「落區」，慢慢摸索與無家者的相處之道。

參加無家者世界盃　用足球重建無家者人生

吳衞東相信，無家者若永遠被視為受助人，難以重建人生。2004年，他在報紙上看到外國舉辦無家者世界盃（Homeless World Cup），想到香港也可嘗試組隊參賽。雖然資源難覓，但看見足球成功幫助外國無家者重建信心，他便決心一試，組成「曙光足球隊」。

他為球隊訂下「十大規條」，包括不准飲酒、吸煙、說粗口、賭博等，希望他們能夠正確管理情緒，適應群體生活，相互尊重。隊員不時會跟他「講數」，例如問「在球場鐵絲網外吸煙算不算違規？」他對此反覺欣慰，因為那代表他們在意規矩、願意遵守。

猶記得2006年，曙光足球隊第二年參加南非無家者世界盃。前往南非的航程長達30小時以上，不少隊員都是人生中第一次搭飛機。他憶述，當時幾乎每一餐吃的都是麵包、薄餅或意粉，飲食習慣差異令隊員難熬。而曙光足球隊在首七場比賽全敗，令吳衞東焦急不已，幸好第八場終於獲勝，隊員們感動落淚互擁。即使大家已疲憊不堪，仍開心得轉圈跳躍。過往所有的爭吵與埋怨，都在勝利一刻煙消雲散。他說球隊口號是「曙光曙光，永不放棄」，這句話不只是說給球員聽，也是向社工、街坊說：在人生路上絕不輕言放棄。

奔波不覺苦　全因熱愛工作

回顧36年社工生涯，第一次帶領無家者打官司吿政府令他尤其深刻。2012年2月正值農曆新年期間，通州街天橋底近40名無家者未獲通知下，遭食環署與警方丟棄個人物品。當中20人提出訴訟，最終律政司願意庭外和解，每名無家者獲賠2000元。2019年12月冬至前夕，類似事件於同一地點再次發生，約20位無家者的物品被康文署及防暴警察收走。法庭2022年裁定無家者勝訴，每名無家者獲賠100元，連同利息為101.1元。

吳衞東牽掛的並非裁決結果和賠償額，而是一名七旬無家者在鏡頭前說的話：「政府賠一元（我們）都算是贏。」事件意味着無家者的權益終獲承認，公義得以彰顯。他深受感動，感激無家者願為公義挺直腰骨，向公眾及社會證明他們並非可有可無的存在。

這份在外人看來奔波勞碌的工作，吳衞東說得雲淡風輕。社區服務工作沒有特別劃分假期，即使假日亦需要隨時接聽街坊電話。機構雖有8小時辦公時間，但實際上他經常每日工作三節時間，共約12小時，無家者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早已融入日常。他曾在一日內，先主持一個無家者的婚禮，隨後出席另一人的喪禮。

心裏雖不覺辛苦，但身體偶爾也會累到極點。吳衞東曾經試過在工作期間，累到直接在地鐵月台的椅子上睡着。他更提到，自己至今從未請過病假，即使生病，也會盡量爭取早上兩小時內看完醫生，當天如常繼續工作。將壓力化為動力，早已成為他的習慣：

我沒有太大壓力，因為我每天上班都知道自己正在做喜歡的事。

家庭是最大的遺憾

若論工作多年來的遺憾，吳衞東坦言虧欠最多的，一定是家人。他的晚上與周末總被會議和探訪塞滿，因而錯過無數家庭聚會。他憶述，女兒讀幼稚園時，有一次他穿好衣服準備帶家人外出遊玩，女兒卻問：「爸爸是準備去工作嗎？」那一刻他驚覺花太少時間陪伴子女，令女兒下意識以為爸爸穿衣服就等同外出工作。他感謝妻子和子女願意支持與體諒，理解他從事有意義的工作。這份支持，成為他繼續走下去的重要依靠。

相反地，父母則多年來仍盼他轉到更穩定、前途較好的行業。即使父母投身工會運動，亦深知為基層爭取權益，未必帶來具體回報和升遷。從他畢業到成家立室，父母最常問的一條問題便是：「轉工未呀？」，總希望他成為公務員或從事金融業。他雖明白這是出於關心，但一直難以用三言兩語回答，因為他深知自己非常熱愛現時的工作。

時代變　信念不變

展望未來，吳衞東最想推動的仍是政策轉變，包括更友善的無家者政策以及長者就業政策。他指，社會對無家者的標籤仍然嚴重，常將他們簡單概括為懶惰、自作自受。然而在前線的他，看見的是創傷、失敗、抑鬱等問題交織，才令他們放棄自我，流落街頭。

吳衞東不禁感慨，為何社會總是聽不見公義與公道的聲音？他期望社會能接納無家者等邊緣群體，公民教育應教導大眾學會包容弱勢，而非停留於表面的「關愛」。正因這份對不公的憤慨與對改變的期盼，成為了他前行路上的最大動力。社會環境縱有變遷，他堅信仍有有心之人願意同行，一同推動制度改革。

我的信念是，愈貼近基層的事，我們（社工）愈要做。若連社工都不做，真不知會有誰去做。

【本文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實習刊物《大學線》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