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放手，是『放口』。」——掀開課本，這句來自小學四年級中文課本的句子，對大多數本地學生而言或許簡單如幼稚園程度。然而，當巴基斯坦裔的Hannah被問到能否朗讀出來時，她稍稍一愣，隨即啞口無言，並說：「我不知道怎麼讀，太難了。」她扶著頭，只能用指尖刮著課本，尷尬又靦腆地望向她的母親Janet。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女孩，面對課本上的幾個字卻似如臨大敵。而這正是部分少數族裔學生的日常縮影，他們因中文能力不足，在學習與校園生活中處處碰壁。家長更因不懂中文，無法輔助子女溫習。而當教育支援未達所需，這群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能力不僅影響學業成績，更限制他們升學與前路。
記者：温晞彤　編輯：鄭悅沅　攝影：温晞彤　鄭悅沅

截至2020至2021學年，據教育局立法會討論文件顯示，香港約有2.6萬名非華語學生就讀於政府資助的中小學及幼稚園。學中文殊不容易，政府自2014年起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亦設立「應用學習中文」課程供非華語學生報讀，該課程獲大專院校認受，並可取代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中文科成績。非華語學生亦可選擇報考其他受認可的國際中文考試以報考本地大學，如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及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

中文筆畫繁多難記　家庭語境亦是關鍵

現年12歲的Annie和Angi同在天水圍一所政府資助中學就讀中一，均於香港出生，兩人是同班同學。Annie的父母為巴基斯坦裔，而Angi的母親是印尼裔，父親則為尼日利亞裔。她們均認為中文科裡，閱讀和寫作最為複雜。平日校內中文默書時，每逢要辨認筆劃繁多的字詞都會特別吃力，即使溫習時反覆抄寫和背誦，也很容易忘記如何書寫。

在聆聽和說話方面，因Annie的父親、哥哥和姐姐都能說流利的廣東話，因此她尚能掌握基本日常對話。Angi的情況則不同，家人完全不懂中文，在家只會用英文溝通。缺少基本對話的練習下，日常生活中她只能靠簡單廣東話對答，例如當她在小食部買零食時，便只能指著想要的零食，說「呢個」。

中文科「抽離班」平日的默書範圍：

學校支援匱乏　難接軌高中課程

包括Annie和Angi在內，她們班上已有六名非華語學生，整級的非華語學生更超過10個。校方為協助他們學習中文，平日中文課時會進行「抽離教學」，即把同級內所有非華語學生集中於另一個班房內上課。教材與課堂內容亦與本地學生有所不同，內容難易度約等同於小學四年級程度，主要學習簡單造句，例如描述生活、家庭或談論天氣等日常內容，如「請握手，一起走」、「放學後，踢足球，你是我的好朋友」的句子。學校的平日默書亦只會默寫基礎生字，毋需學習文言文。

然而，Annie指這項安排僅持續到中三，由於學校並沒有開設「應用學習中文」課程，因此中四起，非華語學生便要返回主流班級，與本地學生一同學習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課程。DSE中文科課程包括多篇指定文言文篇章，內容難度差異之大，令他們難以銜接高中中文科的內容。Annie擔憂，升上高中後恐怕難以適應課堂，已經預視到未來中文科成績只會越來越差。

除此之外，學校亦在星期三安排所有非華語學生在課後上額外的中文課。Annie指，課堂由校外聘請的老師任教，課堂上主要教導造句和讀音，她們卻認為課堂對於提升中文能力沒有太大幫助。

各科學習一籌莫展　中文能力或影響前路

她們唸的是中文中學，除英文科外，數學和科學等科目皆以中文授課。Annie和Angi不但追不上中文科進度，其他科目的課堂內容亦難以掌握。當她們在功課上遇到困難時，因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多數科目的老師只會直接提供答案，她們二人也只能把答案抄下便草草提交作業。沒有校外補習，課後做功課遇上不明白之處時，她們只能上網或使用人工智能（AI）搜尋答案，並把答案搬字過紙在作業上。因此，除英文科外，她們各科的成績一直不及格。考試前，Annie通常甚少溫習準備。

Annie與Angi表示，校內部分老師會派發練習或工作紙供學生溫習，而平日一些學科測驗的題目，大多與工作紙內容一致。不過，據《大學線》記者訪問時觀察到，以一張科學科工作紙為例，除了「姓名」一欄，Angi幾乎看不懂任何題目與答案。即使答案只需從課本抄寫，她仍會寫錯字。因此，即便老師已派發充足的溫習材料，她們的測驗分數依然未如理想。

考試前，我不怎麼溫習其他科目，因為溫習與否都沒有分別。他們沒有教懂我，我根本不懂怎樣做。

即使面對語言困難，Annie和Angi仍對學習中文抱有興趣，希望適應香港生活。然而學校對非華語學生的協助不足，加上處於全中文的學習環境，使她們二人常感挫敗，難以融入本地老師和同學。她們認為自學比起學校教導或許更有效，靠 YouTube和AI自學會更實際。Annie和Angi未來希望繼續留港生活。Annie更盼自己學成後，將來能回到巴基斯坦，教導當地學童中文。然而，中文能力的不足，令她們認為自己幾乎不可能循文憑試升讀大學。

家長不懂中文　輔導無從入手

46歲的菲律賓人Janet，2003年來港以外傭身份工作，2016年與港籍巴基斯坦裔丈夫結婚後，辭去工作全職照顧家庭。丈夫2024年因工業意外離世，她當上餐廳廚師維持生計。讀小四9歲的女兒Hannah，以及讀小二的7歲兒子Aidan，均就讀於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為政府資助學校。孩子由出生至今在家以英語溝通，Janet曾考慮讓孩子們就讀國際學校，她認為國際學校的英文教學模式或許會更適合孩子，但由於學費昂貴，難以負擔，無奈下只能讓孩子讀政府資助學校。

回想Hannah和Aidan初學中文時，Janet指他們都因要掌握一門全新語言而倍感壓力，甚至曾在溫習和做功課時哭泣。眼見子女的壓力，Janet卻難以從旁輔導，因為她不懂中文，孩子們的中文學習只能依靠學校。

為了改善孩子的學習狀況，她更曾每月花費8000元聘請私人補習老師上門教導子女，但補習費用之高昂令Janet選擇於去年暫停補習。而得悉學校在今學年開辦免費課後功課輔導班後，她便決定讓子女每天留在輔導班完成所有作業。

聽不明老師講解　學生屢感灰心

Hannah和Aidan均認為中文最難的是閱讀和寫作。他們做閱讀理解時，常因不熟悉大多數字詞而難以理解篇章內容。雖然學習中文字的寫法不算太難，但要記住新詞語並正確寫出來卻十分吃力，尤其遇到筆劃繁複的字詞時，更讓他們感到疲累。

訪問時記者要求他們以簡單廣東話介紹對方，Hannah思索片刻後，能說出：「我有一個弟弟，佢係七歲，佢係好曳。」然而Aidan則需要在記者多次引導下，方能找到形容詞去介紹姐姐：「 我嘅家姐係Hannah，佢係九歲，同埋佢係四年班，同埋我個家姐好高。」而當Hannah被問到能否朗讀課文中「尊重」的意思，她只是低聲說：「我不記得了。」而她亦並不理解當中的意思。

Hannah指學校有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學習上的支援，然而她認為對學業沒太大幫助。除英文科外，其他科目均以中文授課，由於聽不懂老師講解，上課時他們經常會漏掉重要的知識點和概念，Aidan甚至表示自己不太記得加減乘除等基礎內容。而回答數學科的題目時要以中文書寫總結句及計算單位，對他們而言更是難上加難。考試前，Hannah和Aidan只靠死記硬背書本內容，成績平均不合格。

Janet認為學習中文對孩子適應香港生活非常重要。然而，Hannah和Aidan對學習中文不甚感興趣，過程中，他們感到挫敗。Hannah對能否升讀理想中學亦沒有信心，因為成績始終受中文能力拖累，而她亦不知有何方法能夠改善中文水平：

只有我在中文卷上答對了題目，我為自己感到驕傲，那一刻，我才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漢字門檻難跨越　教學系統滯後

根據教育局在2025/26學年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的全年額外撥款額，如該公營或直資中小學錄取一至五名非華語學生，可獲約15.9萬元；錄取六至九名，則可獲約33.1萬元。學習可利用撥款聘請教學助理、編製教材，購買教具等，用以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

然而即便政府提供支援，仍難以改善他們學習中文的困難。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梁慧敏指出，少數族裔學習中文最大的難關便是漢字。與英文相比，英文只需要掌握26個字母，但漢字筆劃繁多，筆順複雜，對南亞裔學生來說極為吃力。她舉例，「蘋果」英文只需拼出「APPLE」，中文卻要一筆一劃學習整個書寫系統。其次就是教學支援不足，目前香港的中文科老師，大多畢業於中文系或中文教育系，再修讀教育文憑。教師培訓主要針對母語學生，鮮有涉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

另外，目前針對非華語學生亦並無統一標準教材。教育局雖有提供少數族裔中文學習教材作參考，但並無硬性規定所有老師使用，不少老師仍沿用主流中文教材。梁慧敏指出，非華語學生平日生活圈子以南亞裔為主，在家幾乎沒有中文語境，連電視都沒有中文台。學校中文課每日僅一小時，往後缺乏鞏固機會，加上父母不懂中文，導致課堂所學難以內化。

接納文化差異　共融非同化

梁慧敏認為，要解決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的問題，需從多方面入手。首先應把握兒童語言學習的黃金期，讓學生從幼稚園開始沉浸式學習中文，並配合小班教學，營造學習中文的環境。同時，她強調教材需具備「文化回應」元素，不應只從香港主流文化出發，而應介紹少數族裔自身的節日與習俗，讓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文化雙向的尊重與認同。

【本文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實習刊物《大學線》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