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義工|吃個芒果也怕染伊波拉?港產病毒學家分享西非抗疫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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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確診人數每天增加,各個地區都得陣以待。

傳染病的可怕,就如近年在非洲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死亡率可達50%,且令人防不勝防。透過曾親身到西非參與義工工作,香港病毒免疫學學家蔡文力所撰寫的《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大家將可更了解人類跟病毒角力的危險與挑戰。

我剛到塞拉利昂是2015年6月,那時疫情高峰期已過,伊波拉已經受到控制,新增個案大幅回落,街上再沒有驚動國際、令人肝腸寸斷的場面。但是宵禁仍然生效,政府禁止一切大型活動,包括球賽、音樂會和的士高,晚上6時過後不准在街上流連,絕大部份商店和食肆都關了門。街道上行人稀疏,市面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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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伊波拉公共衛生海報。《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我工作的實驗室卻剛剛相反,忙得如打仗一樣。我們一隊新丁到埗後,上一隊測試人員便功成身退,交替時間只有兩日,我們要立即上手。現在只要一想起伊波拉實驗室,彷彿就會聞到那股強烈的漂白水味,一比一百,一比二百。中心開幕的時候,員工還未掌握好實驗室要用什麼濃度的消毒漂白水才適合,很多人一入實驗室就開始咳,咳到放工。幾個月之後,實驗室門口出面那張歡迎地毯已長滿了尖尖的白色結晶體。

我們一隊分兩更,上晝班上午6時至下午2時,小息可以去飲水;下晝班下午1時至10時,但其實做到完成為止。一入實驗室就要戴手套和穿保暖衣,因為伊波拉不會空氣傳染,所以平時不需要戴口罩。做不同的測試步驟要加着不同的保護衣物。伊波拉病毒實驗有幾種設計策略,有些先進的實驗室選擇以人作單位隔離,工作人員要佩戴全副裝備,包括空氣淨化頭盔,像太空人一樣,用完即棄,在負壓設施內工作;另一些實驗室則是把病毒隔離,工作人員穿着普通的保護衣在透明的隔離箱內處理樣本,看似在一個熱帶魚魚缸內洗碗。我先後去過六個伊波拉實驗室,全屬後者。整個測試程序,每一步都需要消毒,每一個樣本要包兩層膠袋,每一層打開時都要消毒。所以其實我們大部份時間真的在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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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技術主要是做聚合酶連鎖反應的分子病毒測試,用螢光測試伊波拉病毒。首先,我們要在隔離箱內潔淨和預備樣本,把所有病毒殺死,再抽取樣本內的遺傳基因,然後才檢查這些基因內有沒有伊波拉病毒的遺傳因子。全個測試程序最快要兩小時,假如測試結果不明確,便要重新再做一次。如果血液樣本有雜質,測試失敗,便要再測一次,害病人呆等七個鐘。最難受的就是做完病毒測試後,結果要將一家人分開。如果小朋友的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但父母呈陰性反應,中心人員便要帶小朋友獨自進入確診個案病房隔離,這可想而知對大人和小朋友都是極之可怕的經歷。我也化驗過一對孿生子,他們同年同月同日生,只得一日大。之後再收到他們的樣本,才知道他們同月同日死了。

如果伊波拉病人的血液病毒載量每日越來越高,他的病情可能正在惡化。如果病人的血液病毒載量越來越低,化驗結果介乎陰性和陽性反應之間的話,我們便知道她快將出院了。接觸了很多樣本後,我們慢慢也開始認得出本地人的名字,位於北方的馬卡尼市, 多數是譚姆恩族(Temne)族人,姓氏大多是Kamara、Sesay和Bangura。男的名字最多是Mohamed、Mohammed、Mo和Ibrahim,可能半條街都是Mohamed Kamara。女的名字多數是Mariama、Mariatu和Kadiatu。有些名字卻很特別,如Fanta、Alien、Innocent、Culture,還有足球員Messi(美斯)。

在紅區外準備了很多需要穿上的長靴。《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很記得第一次坐在隔離箱處理血液樣本,我不斷提醒自己,驚都不可以手震,手震都不可以倒瀉,真的倒瀉了也要冷靜應對,看看怎去收拾殘局。誰知,我越想冷靜,越想做條凍青瓜(Cool as a cucumber),便越頭輕輕,越想暈。難道我這個香港代表連一日都頂唔順?!怎向鄉親父老交代?!又話打不死?!就這樣,像《海底奇兵》的多莉(Dory)說Just keep swimming,我便Just keep breathing,一呼一吸頂硬上。最危險的步驟是要在隔離箱內打開樣本,抽取血液。所以隊員每日也會花時間慢慢檢查手套和隔離箱的結構完整性,無穿無爛才開工。也許醫護人員有時真的太忙,有連用過的針和刀片也跟樣本一起送來,考我們的眼力。有一次樣本的表格也滲滿血漬;也有一次,醫務所送來一個有憤怒鳥圖案的膠袋,但樣本容器沒有蓋實,懷疑有病毒的精液樣本在袋內游來游去,我真的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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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沒有危險的步驟當然是每晚電郵結果至總部和世衛。醫療中心有互聯網路由器,高高的綁在掃把上,還試過被雷劈中。但無論有無俾雷劈,中心的互聯網都很慢,有次試驗結果的電郵怎樣也發送不出去,凌晨空着肚,最後仍無功而回。全盛時期,我們實驗室的樣本多到前後左右所有雪櫃都不夠裝。實驗室搖身一變成為了一間伊波拉檢驗工廠,隊員組成輸送帶,一人只做一個步驟,緊守崗位如穿膠花,穿足成日,也希望熟能生巧越穿越快。在那段日子裏,我轉全日制,每日做十五個鐘,夜晚放工試過未除鞋就瞓着,醒來才發現自己睡在蚊帳之外。

快要完全康復的病人,因體內仍有伊波拉病毒未清,需隔着鐵絲網外與家人見面談話。《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每個伊波拉醫療中心建在不同的地區,負責的組織團體不同,住宿舍伙食自然也有差別。有些中心的義工,每日三餐有牛角包、澳洲牛扒加甜品,還可以打包。我第一次出差時,因為中心廚房有老鼠,也不知道已經死了多久的臭鹹魚又被很多烏蠅纏着,安全起見午飯時間我們都只飲水。六個星期之後,男的褲頭鬆了要買皮帶,女的上圍細了不用着胸圍。

有次深夜放工,旅館已經停止供應晚餐,我回到房間,對住看更送的一個芒果。突然間我變成了一隻狼,襲擊這個快要熟透的芒果。剝皮後,我十隻手指已沾滿了芒果汁,我聞到濃濃的芒果香。其實我已經開始食了,但視線始終離不開芒果皮上面的一個細窿。有動物咬過?蝙蝠?會不會是蝙蝠?有蝙蝠咬過我手上的芒果?那一刻,我要比在病毒金魚缸洗碗更加冷靜。根據流行病學家的研究,這次西非伊波拉疫症很可能由一個芒果引發的。幾內亞的小鎮蓋凱杜鎮有棵很大的芒果樹,經常有蝙蝠飛來食芒果。一天有個兩歲大的小孩在芒果樹下玩,並吃了一個被蝙蝠咬過的掉地芒果。那隻蝙蝠帶有伊波拉病毒,感染了這個小孩,繼而觸發病毒在社區傳播。所以塞拉利昂政府也四處張貼宣傳海報,說吃水果前要先用番梘洗淨消毒。怎辦?我手上的有窿芒果呢?吃了會不會引發另一場疫症?做過幾分鐘風險評估之後,我決定用番梘洗手,食熊仔糖當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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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全起見,不但有窿的芒果、未煮熟的菜和有葉的沙律我們都不會吃。聽說有個醫療中心,廚房用水喉水洗菜做沙律,結果成班科學家一齊屙。幸好,他們可以自己驗自己的樣本,看看是什麼細菌在作怪。但食物欠缺乏纖維也帶來了「不便」,我們一隊人互相扶持,無所不談,有誰肚痛,有誰肚屙,又有誰屙唔出,大家都一一分享。也有義工試過體力透支或血糖過低,放工一起身突然雙眼暫時失去視力,漆黑一片,要停一停,定一定才回過神來。這個情況特別出現在長達一個月的回教齋戒月,穆斯林工作人員在日出之後至日落之前禁食,有教徒更連水都不喝。我們實驗室內也有幾個回教徒要守齋戒,為了節省氣力他們會躲在一邊小休。馬卡尼市是個出名的蒸籠,紅區病房的主管為了防止意外發生,在齋戒月會特別安排穆斯林員工當夜更,免得他們穿着保護衣物在烈日下暴曬暈倒。

捱了個幾月我們一隊人終於有日得到釋放。阿妙知道機構的司機可以載我們去首都自由城,我們便把握最後機會到城外的海灘游水。布雷赫海灘(Bureh Beach)有潛質成為一個旅遊勝地,它靠着的山脈便是獅子山。塞拉利昂8月的雨季可以連落七日雨,雷聲隆隆,十五世紀的葡萄牙航海家從船上望向自由城沿海的山脈,在雷聲中有如獅子咆哮,因而命名Sierra(山) Leone(獅子)。我們到達布雷赫海灘時滿天密雲,微微下雨。但不知是否工作得太辛苦,一班人落到水便瘋了,就像幾隻第一次去海灘玩水的小狗,在淺灘左右亂撲。我喝着用鐮刀劈開的新鮮椰子水,腳底有幾隻生滋狗在睡覺,心情複雜,真的打了一場仗。It's war against Ebola。臨走前我們一班人自拍,我見到自己一排數得出來的肋骨,便知道是時候走了。

功成身退,在伊波拉醫療中心最後一日,我們都在更衣室牆用顏色漆油上印上自己的手印,作為紀念。現實就是如此。如果我在工作期間病倒,有直升機來救我。如果團隊要緊急撤退,我甚至可以坐商務客位搭飛機回港。外國的義工在西非完成任務之後便可以選擇離開,返回自己的高床軟枕,繼續享受民主、自由、人權和生命的保障,甚至可以選擇將整件事抹掉,當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但是,如果我投錯胎到了這個獅子山,Accident of birth,現在我又會怎樣寫這本書呢?

與班比和孤兒院院童的合照。《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作者:蔡文力

香港出生,英國牛津大學病毒及免疫學博士,2016年獲選為香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現職為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傳染和熱帶病系助理教授,同時負責統籌伊波拉疫苗臨床測試,長期在塞拉利昂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之間奔波。

畢業後曾隨研究瘋牛症鼻祖及諾貝爾獎得主史坦利·布魯希納(Stanley Prusiner) 的研究團隊工作。2015年西非爆發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醫療團義工隊,在塞拉利昂為病人進行病毒測試。之後他經常逗留當地,自組社會企業e-NABLE Sierra Leone,混合3D打印和傳統技術,為截肢者製作義肢。他亦䇿劃了「照亮獅子山」計劃,為西非的赤貧人口安裝太陽能照明系統。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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