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舞蹈】在香港這座瞬息萬變的城市，時間似乎總在加速。四十五年，足以讓一個嬰孩長成肩負重任的中年，而對於1981年成立的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視之為一個珍貴的里程碑。「它讓我們有機會停下來，回望我們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是，思考我們要往何處去。」他說。

今年香港舞蹈團以「破界尋我 舞躍至境」作為新舞季主題，這某程度上也映照了楊雲濤作為舞者的個人感悟。作為引領舞團的藝術總監，要理解舞團的核心，或許得先認識楊雲濤這個人。

從田野間「跳神」到身體的格式化

楊雲濤生於雲南大理，在他十歲前的記憶裡，故鄉沒有劇場，沒有專業表演。但身體的律動，卻以一種更原始、更具生命力的形式存在。「唱歌跳舞在我印象當中是經常有的，但是都是發生在田間。」作為少數民族的一員，他看到的是一種近乎神聖的儀式。「我們那個時候不叫跳舞，」他回憶道，「我們叫那些做『跳神』。」所以他對舞蹈最原始的印象，是一種與天地溝通的神秘語言，充滿敬畏，而年幼的他，「沒有資格」參與。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支援邊疆建設」政策，將藝術院校的老師送到了雲南。他們尋找那些「有天資的小孩」，楊雲濤就這樣被選中，前往北京學習。對於他和父母而言，「不管學什麼，只要能夠去北京就行。」就這樣，他從邊陲之地，漂向了國家的心臟。

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他接受了傳統民族民間舞的嚴格訓練。六年光陰，身體的每一塊肌肉、每一寸關節，都被打磨、塑造，以符合特定舞種的嚴苛標準。這是一次徹底的格式化，為他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兩次「破界」

然而，來自西南的他，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北方的風土。「每到冬天冷得要命，會長凍瘡，天氣又乾燥。」畢業後，他決定南下，加入中國第一個現代舞團，也就是廣東實驗現代舞團。這成為他第一次真正的「破界」。

「我在廣州的工作是現代舞，」他說，「觀點都不同。」從民族民間舞到現代舞，他將其比作「語言的轉換」：「好像你會英語，然後再去學法語，完全是學了一個新語言。」這讓他意識到，舞蹈並非只有一種「正確」的語法。身體的可能性，遠比學院教導的更為廣闊。舞蹈可以不是再現，而是表現；可以不是形式，而是觀念。

2000年，他來到香港，考入香港舞蹈團，成為97後首批經人才輸入計劃來港的內地舞者之一。憑藉在內地練就的紮實功底，他迅速脫穎而出。「在內地不算什麼，一般的正常，但是來到這裡以後呢，他們就覺得，就好好啊！」他帶著一絲靦腆的誠實說道，「就是有點搶佔了一個先機。」

然而，職業舞者的生涯，是一場與時間和身體的殘酷賽跑。「跳舞是跟身體有關係的，」他語氣平靜，「就是要像體育一樣，你再努力、再有天分，你到年齡你就得下。」他早早擁有這份「自知之明」，「不是不能跳，但是我已經預料到了。」

於是，他做出第二次「破界」，離開香港舞蹈團，轉投城市當代舞蹈團。「傳統的舞蹈團，他對身體有比較標準的一種要求，是硬指標，達不到就是達不到，騙不了人。你的那個旋轉啊、跳啊，要年輕才做得到。」而現代舞的觀念不同，「他沒有甚麼太多標準，他反而是靠你的一種理解。」

藝術的核心是「真實」

當楊雲濤再次回到香港舞蹈團，已是藝術總監，他的舞蹈經歷深刻體現在如今的藝術理念與管理哲學中。「我現在回到舞蹈團做藝術總監，我都是盡量讓每一位舞者能夠真誠的、真實的、很好地展現自己。」

他堅決反對用僵化的外在標準框定舞者。「我聽說這麼多年來內地的發展，就是女孩子沒有1米68就不招，男孩子不到1米78、1米8就不行。你看那種標準，我這種人根本跳不了舞。」他犀利反問：「我們對舞蹈、對藝術的這種審美，為甚麼要那麼外在？」在他看來，身高、外貌這些無法控制的「硬件」，遠不如內在的真實重要。「藝術最重要的是你能夠很好地展示一個真實的自己。」

他將舞團管理視為一項關於「人」的精微藝術。「人很難搞的，」他笑著承認「你對他太熱情也不行啊，你對他冷淡也不行。」他堅持「先認識了人」，然後再定所謂的風格。

他所說的「認識」，並非飯局上的社交寒暄，而是在排練廳裡，年復一年，是通過身體互動，去觀察、感受、尋找共同語言的漫長過程。「我要知道你是誰以後，我才會很好地引導你，怎麼樣發揮我覺得你應該發揮的一個神采。」

對他而言，舞蹈的核心哲學是「坦誠」。他要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只會精準執行命令的軀殼。「在我面前最聽話的人，反而是最不能夠產生效果的。因為你要做創作的，我要見到真實的你。」他用生動比喻：「我教過你動作，跳的那個人是你，如果你沒有自己，你在跳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一個AI機器人在跳舞。你自己是誰，你要出來。」

然而，在這個資訊爆炸、競爭內卷的時代，要年輕一代做到「坦誠」並不容易。面對這種代際差異，他沒有選擇居高臨下的批判，「他們太聰明了，他們懂得太多，導致他們腦袋裡東西太多了。」他並不責怪，反而自省，「我得向他們學習，我不能按照我的節奏。」但他依然堅守「真誠」底線，當感覺對方不重視時，他會感到深刻無力：「我覺得這個有價值，而你覺得沒價值的時候，我們就沒法聊了。」

像茶餐廳般的舞蹈團

那麼，楊雲濤心中的香港舞蹈團，應該是甚麼模樣？他拋出一個有趣比喻：「我很喜歡茶餐廳，」他說，「很多平民老百姓，甚至很多達官貴人，他也會覺得舒服自在。」

茶餐廳平民、接地氣，品質有保證；它價錢相宜，卻能提供「最中、最西，甚至是不中不西」的多元選擇。它背靠傳統，又處於文化交匯前沿，對外來事物有極強消化和改造能力。「一個城市如果有一個藝術團體，而且是一個舞蹈團，能不能夠像這個樣子呢？」

他對舞團定位十分自由：「香港有一個芭蕾舞團，有一個現代舞團，我覺得很好，那麼剩下的都是我的。你不用界定自己是誰，總之你知道自己不是他就行了。幹嘛那麼早界定自己？」這也讓他熱衷於「跨界」。他甚至開玩笑說，搞藝術的人應該把「花心」用在事業上，興趣廣泛一些，不要只盯著一個領域。這種不斷向外探索的「花心」，正是「破界尋我」的內在驅動力。

在《武道》與《之間》，探尋自我

新舞季的兩部重頭戲《武道》與《之間》，正是楊雲濤這套哲學的具象化。它們看似一動一靜、一剛一柔，實則一體兩面，共同指向對「我是誰」的探尋。

選擇李小龍作為舞劇主角，既是「貼地」的策略，也是「最具風險」的挑戰。「我發現，我跟他都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都在不停地突破自己，不想固定自己。」他看到的，是李小龍作為「哲學家」的一面，一個不斷反思、不斷突破自我界限的探索者。

他強調《武道》並非一部生平傳記，而是「一種理解」。他將武術提升到儀式高度，認為它是中國人表達對「天、地、人」關係的一套身體儀式。劇將通過李小龍留下的書信，以「給觀眾寫信」的私密角度，展現一個有煩惱、有柔情、更接近我們的真實偶像。

而另一部《之間——吳冠中水墨行》，則從「動」轉向「靜」。吳冠中藝術中那種「不中不西」、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掙扎探索的狀態，正與楊雲濤對舞團的定位不謀而合。「他也很喜歡香港，」楊雲濤說，「他甚至說『只有香港，才能夠讀懂我的畫』。」

舞劇的名字《之間》極富巧思，它指向中西之間、動靜之間、具象與抽象之間、繪畫與舞蹈之間的曖昧地帶。「之間的這個過程其實是最重要的，」楊雲濤說，「反而我覺得可能會容易呈現出一種真實的美，或者是狀態。」

藝術的「無用之用」

聊到深處，楊雲濤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命題：藝術在今天，究竟有何用？

他坦誠，在這個以經濟效益為圭臬的社會裡，作為藝術家，時常會有「罪惡感」。「人家問你你的作用在哪？你為這個社會產生了多少經濟效益？你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你幹啥了？」這個問題，他說，問得人「很有這種罪惡感」。他彷彿在替所有「無用」的藝術家，進行一場自我拷問。

這份焦慮，源於我們從小被灌輸的「要做一個有用的人」的價值觀。藝術，似乎總是在這個評價體系的邊緣徘徊。他甚至心疼地提到，很多父母會擔心小孩喜歡藝術，「哇，死了死了，要讓他攢錢留筆遺產給他。因為知道他走上一條不歸路了。」

面對這種社會價值判斷， 他沒有選擇高喊「藝術很重要」的空洞口號，他認為那樣「挺可悲的」。相反，他轉向內心，更誠實地反問自己：為甚麼要做這一行？而且還是受苦？

「我的價值就是說我做這個職位，或者說我做編舞，我能夠編一支很好的舞，讓跳的人能夠很真誠，然後去到劇場，能夠讓觀眾除了看著爽之外，還能夠讓人呼吸一下，好像看到了一點甚麼。」他將藝術功能比作精神上的「理療」或「按摩」。在劇場的黑暗中，當你被某個瞬間打動，「你的境界可能會不一樣。」他說，「我覺得所謂的改變環境，實際上是改變自己的一種認知。」

最終，他認為藝術指向一個終極問題：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答案或許令人意外。他直截了當地說：「是沒有意義的。」

「藝術的存在其實就是幫我們找一個空間、找一個出口，去存放所謂的那個你認為不存在的自己。」在各種身份之下，那個無法被定義、無法被量化的「我」，能夠在藝術中找到棲息之地，這或許就是藝術最大的「無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