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專訪 夥Sean Baker拍出橫掃金馬9提名作

撰文:梁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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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電影/台灣】一部電影的誕生,可以源於一瞬間的靈光乍現,也可以是橫跨二十年的漫長等待。對於導演鄒時擎而言,她的首部長片《左撇子女孩》(Left-Handed Girl)無疑屬於後者。

這個源自外公一句斥責的故事,在她心中發酵了二十年,最終不僅入選康城影展,更橫掃金馬獎九項提名,並將代表台灣角逐2026年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

《左撇子女孩》海報(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鄒時擎是上屆奧斯卡最佳導演得主 Sean Baker 長達二十年的監製與創作夥伴,同樣亦曾參與奧斯卡最佳導演《阿諾拉》(Anora)等作品的製作。這次,她從幕後走到台前,將鏡頭對準家鄉台灣,講述一個關於三代女性、傳統枷鎖與自我認同的細膩故事。

「左手是魔鬼之手」

《左撇子女孩》講述五歲女孩宜靜跟著媽媽淑芬、姊姊宜安從鄉下搬回台北,在熱鬧夜市擺攤討生活。在五光十色的夢幻樂園中,三人各自努力適應新生活,直到傳統的阿公禁止小孫女宜靜使用被他斥為「魔鬼手」的左手,家族埋藏多年的秘密與心結也悄然浮現。

「其實就是我高中的時候,用左手拿菜刀被外公看見,他就指責說不能用左手,『左手是魔鬼的手』。」鄒時擎回憶道。有趣的是,她早在幼稚園時已被老師「糾正」成右撇子,但這句莫名而嚴厲的指控,卻開啟了所有故事的源頭。

《左撇子女孩》導演(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2001年,當時還在紐約讀碩士的鄒時擎,在編劇課上認識了日後的創作夥伴 Sean Baker。兩人因相似的電影品味一拍即合,她將這段關於「魔鬼之手」的往事告訴對方,Sean Baker 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想法」。於是,兩人一同回到台灣進行田野考察,從檳榔攤、夜市等極具地方色彩的場景中汲取靈感,然後來回傳遞劇本草稿,互相打磨對白與情節。故事最初的故事版本甚至還包括與三代母女同住的外公角色。一個關於家庭與傳統的劇本雛形,就此誕生。

不過與《阿諾拉》(Anora)不同,這次合作出現了「角色互換」。過去,鄒時擎是成就Sean Baker作品的幕後推手;來到《左撇子女孩》,這部源自她個人經歷的電影,她親自執起導筒,Sean Baker則退居監製與聯合編劇,拍攝期間並沒有現身台灣,讓鄒時擎從一個輔助者,成為了故事的最終決策者。

在傳統束縛下,我們如何「做自己」?

《左撇子女孩》不僅僅是關於用哪隻手寫字吃飯,它更是一個關於自我認同的隱喻。這部電影承載了鄒時擎對傳統社會規範的反思。「對我來說,我想把自己在台灣成長的過程,還有一些我覺得應該要改變的東西,放進去。」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她坦言,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重男輕女」,成長過程中承受了許多不公平的對待。「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沒有辦法做自己』。」鄒時擎深刻地解釋:「你知道你是左撇子,這是與生俱來的特質,可是在很多時候,你沒辦法當你自己,因為你會被強迫要跟別人一樣。」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這個主題,最終透過小女孩宜靜的純真視角展開。電影的敘事緊隨孩子的目光,而Sean Baker 標誌性的快速、緊湊剪輯風格,恰如其分地呼應了孩童短暫而片面的記憶模式。「事情對他們來說非常快速,發生了,可能很快就忘記了。」鄒時擎說,這種剪輯節奏讓觀眾更能沉浸在小女孩的內心世界。

旅美二十年的「局外人」視角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長年旅居美國,反而讓鄒時擎在重返台灣時,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局外人」審美視角。那些在地人習以為常、甚至覺得醜陋的景象,在她眼中卻充滿電影感與生命力。

她笑著分享一個例子:「台灣路上有時候會把整條路漆成綠色,我跟攝影師說『這個綠色一定要拍下來』。他卻告訴我,所有台灣導演看到這個都叫他避開,因為覺得很醜。」對她而言,這種審美觀的差異,正是創作時的寶藏。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當我把自己抽離,回到台灣的時候,看到這些很台灣的東西,就覺得好可愛。」從垃圾車獨特的音樂,到穿梭巷弄的「修玻璃」叫喊聲,這些最道地的台灣元素,都被她悉心拾取,放進電影,成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如何在真實夜市裡「隱形」拍電影?

為了捕捉最真實的台灣樣貌,鄒時擎從一開始就堅持要在「真實的夜市」裡拍攝。這個想法卻嚇跑了不少台灣製片人,他們紛紛建議搭景拍攝,以利場面控制。但對導演來說,那將失去電影最珍貴的靈魂。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得益於先前與 Sean Baker 合作拍攝《跨性有話兒》(Tangerine)時使用 iPhone 的經驗,她深知小型設備的優勢。「要在這種真實的場域裡面拍戲,一定要用很小的攝影機,才能把整個劇組隱藏起來。」劇組僅用兩台外掛了專業鏡頭與穩定器的 iPhone 進行拍攝,攝影師以紀錄片的方式緊隨演員,完全融入通化街夜市的混亂與生氣之中。

拍攝第一天,二十多位身穿黑衣的工作人員立刻引來路人圍觀,甚至有人拿出手機反拍劇組,讓拍攝一度中斷。第二天,鄒時擎下令:「所有人不准穿黑衣,穿得像路人,沒事的人都回辦公室!」劇組必須化整為零融入背景,攝影機則壓低在孩子的視角,巧妙地避開了路人投向鏡頭的目光。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因為就是手機嘛,所以其實很少有人發現我們在拍電影。」鄒時擎笑說:「我們融入得太自然,竟有人走來跟蔡淑臻點麵,挺有趣的。有幾次我們乾脆讓她煮了幾碗。」這種近乎紀錄片的拍攝方式,讓觀眾彷彿與小女孩宜靜(葉子綺 飾)一同穿梭在夜市的煙火氣裡,感受那份獨有的生機與魔幻。

多得《上流寄生族》與《魷魚遊戲》

從一個念頭到一部電影,這條路他們走了整整二十年。鄒時擎坦言,過程中最艱辛的就是「找錢」。電影的命運充滿變數,直到近年全球影視市場的風向轉變,才迎來了曙光。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為什麼最後有辦法把《左撇子女孩》拍起來?就是因為《上流寄生族》(Parasite)和《魷魚遊戲》(Squid Game)。」她分析道,這兩部韓國作品的巨大成功,讓國際投資者與片商開始對亞洲題材產生濃厚興趣。

疫情期間,觀眾對字幕電影的接受度提高,也為《左撇子女孩》創造了絕佳時機。2021年,在康城影展上,他們的法國片商被劇本深深吸引,這部醞釀多年的電影才終於獲得了開拍的通行證。

《左撇子女孩》劇照(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如今,電影走過世界各大影展,回到華語市場,獲得台灣觀眾「很到位」的評價,讓鄒時擎備感欣慰:「拍了一個台灣的電影,當然是希望台灣觀眾會喜歡。」她表示自己「仍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國家」,希望將來能到不同國家拍攝當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