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騷亂、集體示威 新加坡是本地人的天堂 也是外勞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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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口政策乏善足陳,欠缺周全規劃。境外人才只視香港為跳板,單程證審批權不在港,問責官員只懂鼓勵市民多生育及倡議輸入外勞,填補未來職位空缺。月前有前政府經濟顧問稱,新加坡領先香港,一是有地,二是大部分移民人口持大學學位,香港兩者俱缺。

的確,新加坡政府有吸引專才的計劃,對移民配偶入籍有幾重關卡,並適時調整移民類別和人數,避免衝擊本地人口。然而,不少港人遺忘,當地引入了逾 54 萬名廉價外來建造業勞工及家傭,佔總外勞人口 38.5%。他們推動當地發展,只是因為移工身份,令他們幾乎永遠無法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的民生政策有很多範疇值得參考,但在人力政策方面,香港不應盲目複製新加坡模式。

在 2018 年底,新加坡有 97.26 萬工作准證外勞,外傭和建造業工人共佔過半。(圖片來源:新加坡政府人力部)

新加坡為拼經濟 引進十萬計基層外勞

香港和新加坡也有針對勞工短缺、以中下階層職業為主的輸入外勞計劃,香港設有「補充勞工計劃」,新加坡就有 「工作准證」(Work Permit),就算將「補充勞工計劃」與香港的外傭人數相加,新加坡的外勞人數及佔總人口的比例遠較香港高。

香港的外勞多從事護理員、漁農業及建造業,在 2018 年五月底,共有 4,788 人在港工作。計及近 37 萬名外傭,兩個外勞類別共佔總人口約 5%。

新加坡人口為 564 萬,高達 97 萬人循工作准證逗留,當中過半數從事建造業及外傭,其餘任職服務業和製造業等,佔人口 17%。高技術外勞人口,現時約有 38 萬人,相對來說是少數。

新加坡早於 1970 年代就已實施輸入外勞計劃,在 1971 年前後,該國每年由馬來西亞輸入超過四萬名勞工,當時政府大力發展工業,引入多家大型工廠,後來勞工短缺愈趨嚴重,所以放寬輸入國來源至斯里蘭卡、孟加拉、菲律賓和泰國。相比之下,香港在 1973 年引入外傭,但直至 1989 年才落實廣義的輸入外勞計劃,後來因應興建新機場,再輸入大量建築工人,配額上限為 1.7 萬名。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則於 1996 年推行。

新加坡政府早知輸入外勞不是完美方案。早於 1979 年,時任貿易及工業部長吳作棟提醒大量外勞,容讓低薪和勞工密集行業存在,既令企業缺乏升級動力,更壓低薪資增長,不利社會長遠發展。此外,當地政府一直提倡勞資雙方和平協調勞動條件,指摘外勞破壞和諧關係。

然而,1985 年的經濟衰退打消了收緊輸入外勞的念頭,甚至取消要求他們為中央公積金供款,只以外勞稅取代。隨後的二十多年,官員口說關注外勞的社會和政治影響,但由於外勞成本低廉,期間沒有出現嚴重干擾社會的行動,加上出生率低,國民亦不願擔當基層工作,國家需要外勞填補職位和增加基建,政府實際上少有管制外勞人口增長。在 1970 至 2010 年,新加坡總人口增加 1.45 倍,包括外勞在內的非居民人口增加超過二十倍。

新加坡人口在 1970 至 2010 年增長超過一倍,居民比例卻逐漸下降,包括外勞的非居民比例愈來愈重。(圖片來源:新加坡人口趨勢 2018 報告)

外勞本地人磨擦日增 終致政府收緊政策

新加坡經濟增長不能抵銷本地人和底層外勞的矛盾,終於在社區爆發。在 2008 年,有 1,400 名居民聯署反對附近的外勞宿舍啟用,擔心罪案增加和打擊樓價。2011 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創新低,民眾不滿外來人口搶走職位,群體磨擦日增是失利原因之一。2012 年及 2013 年先後出現中國的外勞巴士司機罷工及南亞移工於小印度騷亂,及至 2013 年千計居民示威反對政府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拒絕 2030 年人口目標增至 690 萬,當中包括引入更多移民和外勞。

在新加坡,罷工、騷亂、集體示威在近四十年時有所聞,連串事件衝擊政府管治。面對龐大的民意壓力,政府反思施政失誤,在隨後幾年加強收緊外勞政策,穩定外勞人口,例如提高外勞稅額,削減大部分行業僱用外勞比例上限,又推出資助計劃,鼓勵企業提升生產效率,減少依賴人手。今年財政預算案,政府宣布分階段減少服務業企業的外勞比例,上限由現時 40% 逐步減至 2021 年的 35%。此外,容許聘請外勞的服務業企業的資格也提高,今年七月起,僱主聘請本地員工的月薪至少要 1,300 新幣,才可計算可獲聘請外勞比例,較現行的 1,200 新幣高。

2013年於小印度的騷亂,是新加坡數十年來首場種族衝突。(Getty Images)

族群爭議稍平息 外勞處境仍堪虞

族群爭議稍為平息,隨後一屆的選舉,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回升。雖然如此,政府終究未有果斷改善外勞困境。長久以來,外勞待遇刻薄。有當地勞工組織統計,外勞月薪只有五百多新幣,長期加班但加班費不足,又常遇到剋扣工資和被改合約,還要償還數千甚至過萬新幣的中介費。大量建築工人只能住在地盤內或者違法宿舍,環境侷促又破爛不堪。日前有報章專訪當地外勞,外勞抱怨膳食營養不足,商販不願分開早午兩餐運送和售賣食物到地盤,而且地盤又沒有儲存食物設備,外勞只好一併購買兩餐食物,午飯時,食物變冷變壞,不堪入口。

有人認為,外勞在新加坡打工已經不錯,不愁失業而且薪水較本國高。不過,他們由於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工傷並非罕見。即使僱主有替他們購買醫療保險,但賠償額未必能抵償全數醫療開支。更重要的是,外勞能否工作,全取決於僱主,外勞抵抗僱主有很大風險,因為隨時被僱主取消合約,飯碗住宿不保,很多時候只會忍氣吞聲。再者,外傭跟本地人又鮮有交集,其他外勞住在偏遠地方,又傾向集中居住,導致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即使近年多了民間團體倡議外勞權益和種族共融活動,群體偏見嫌隙難在短期消除。

羅致光指,若有安老服務職位,但沒有人做,政府就會認真看看輸入外勞的情況。(資料圖片)

開放基層外勞憂慮多 港府須慎思慎行

新加坡輸入外勞的經歷,有兩方面值得香港人留意。首先,香港人必須認識到,新加坡有今天的繁榮,除了政府長遠規劃,國民努力,外來人才和資本的投入外,毋忘百萬計修築基建,服務大眾的底層外籍勞工。

在此基礎上,香港和新加坡的勞動政策的明顯分別,其實是處理基層勞動力的對策。儘管新港兩地的外傭和外勞計劃下的外勞,均不會獲得居留權,但香港依賴外勞的程度遠不如新加坡。香港外勞佔全部勞動人口是少數,香港是透過接收內地難民來推動工業化,隨後,港人內地配偶滿足不少建造、零售和服務業空缺,而他們最終能夠成為永久居民,亦成為家庭主要組成部分。新加坡則因為非常依靠外勞,成為永久居民和公民者屈指可數,變相省卻長期的住屋、醫療和福利開支。

港府和商界正倡議擴大外勞計劃,應付護理、建造行業的勞工短缺,不少文章也吹捧新加坡模式,甚至想像以外勞取代移民。本文正正強調,增加外勞不是輸入人口這麼簡單,只想到短期好處。若不好好籌劃,動輒打開缺口,社群之間容易挑起衝突。對移工來說,現時剝削外傭、院舍外勞例子屢禁不絕,又怎可相信政府能保障更多外勞有工作待遇?更何況,新加坡政府近年積極修正各個類別的輸入外勞計劃,減少依賴。另外,香港仍有空間善用本地人口的勞動力,例如增加社區託老託兒服務,協助青壯年家庭成員重投職場,政府亦應積極研發科技紓緩職缺,推動產業轉型。


註:在 2019 年四月二十五日,一新幣兌 5.75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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