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抗疫成效與政治體制的迷思

俄羅斯的確診數字位列全球第三，但總統普京接受訪問時，認為該國政治體制的優點可令聯邦及地方合作抗疫，不會像美國發生兩黨之爭，影響抗疫工作，故損失較少。然而，普京的觀點過度簡化政體與防疫效率的因果關係，更忽略影響防疫決策和成效的關鍵因素。

截至6月15日，俄羅斯確診新冠肺炎的人數為52萬8千多人，近7千人病歿。從病毒的感染曲線看來，俄羅斯在4月漸見確診數字飛升，其增幅踏入5月高峰期後，已漸呈現平穩回落趨勢，故對照另外兩大受新冠肺炎重創的國家——美國和巴西，俄羅斯在圍堵病毒的成效無疑略佳。

普京：美國政黨利益凌駕社會

普京能在一個月時間壓低感染曲線，自有其值得自誇之處。普京接受國家電視台訪問時，不但說俄羅斯正從冠狀病毒危機中「自信地」崛起，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更反指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疫情所作的努力，因兩黨政治爭吵而受阻。普京繼說，美國現有的是「一個黨的利益，置於整個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的問題」。

不過在自滿的言論背後，新冠肺炎對普京的政治生涯影響亦不容忽略。作為蘇聯解體後唯一能為俄羅斯帶來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強人領袖，普京的民意從來就不能與西方領袖的指標相題並論。回望普京在位廿載餘，其民望低點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亦有6成3，而最高點則為2014年時吞併克里米亞時的88%。然而，據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調顯示，自新冠肺炎於2月傳入國境，即使普京在防疫工程上與地方官員保持距離，明哲保身，其支持度亦由2月的69%，緩緩下跌至4月的歷史低位59%，連帶其公投大計亦遇上挑戰，故普京的言論帶有公關考量亦不出為奇。

可是，若認真檢視普京的觀點，便會發現政治政體與防疫成效，其實難以論證。理論上，俄羅斯與美國一樣，因疆土遼闊不易管理，故在政體設計上，兩國皆是以聯邦制作為國家權力結構的形式，即各省份加入聯邦後，各政治實體已沒有絕對獨立的主權，但仍可保有自己的法律，只須把外交、軍事等部分權力讓渡至聯邦政府。縱然普京上台後，俄羅斯的州長選舉已由地方選舉，改成聯邦總統提名和地方議會表決，使至美俄兩國的中央—地方關係權力不盡相同，但理論上兩國仍是聯邦制的例子。因此，普京所批的制度優劣，應是政黨之爭隱含的民主與威權二元討論。

民主國家不能做好？

雖然以民主和權威作為政體分類有其粗疏之處，但這作為平日常用的的政體表述，亦非全無參考價值。新冠肺炎爆發初期，不少行民主制的西方國家，如意大利、英國和西班牙陷入兵荒馬亂，不但在封城決策上遲疑未決，更無法以雷厲風行的手段，阻止民眾外出，減慢病毒擴散。相比之下，俄羅斯由對中國封關，以至推行社交距離等措施，無疑是因較少政治阻礙，而反應較快。不過從韓國與伊朗的防疫經驗比照可見，上述的判斷亦未免過分簡化。韓國在文在寅帶領下，其民主制不但未見拖着防疫工作的後腿，反而更成為亞太區的成功範本，首爾不但願意打破市場規律，出手統籌口罩供應，更反過來出口病毒檢測試劑盒予美國；反之伊朗作為威權國家，初期的防疫措施不僅被批為「佛系」，更遲遲未有民眾的限制社交距離，令伊朗成為阿拉伯地區爆發的源頭，故政體與防疫成效的關係實非明顯。

其實民主制度本身是個好東西，只是部分政客不負責任，才會流於黨爭，甚或因經濟而置民眾生死於不顧。說到底，這不是政治體制的優劣問題，而是政府有否決心解決疫情，甚至治理效率的問題。韓國的例子便說明了，他們的政府及社會都有決心要戰勝疫情。

最後，普京還犯了一個數學的疏漏，即總人口與確診個案的正比關係。縱然美國的確診數目為全球之最，數目逾2百萬人，但畢竟美國總人口高達3億多，故公允的指標應是「每百萬人的確診人數」。據世衛統計，美國每百萬感染新冠肺炎的數字為6,141宗，比卡塔爾（27,218宗）、聖馬力諾（20,441宗）、梵蒂岡（14,545宗）、安道爾（11,078宗）等國較少，位列全球12，雖然排名不佳，但亦非算是最差。因此，討論政體與防疫成效的因果關係，其複雜程度好比政體與經濟發展速度的關係，難有公論，但至少亦不能將一地的醫療系統承載力和質素、公眾的衛生和自律意識、城市化規模、國際關係、乃至宗教信仰等直接影響防疫等因素抽空，擱置不談，否則這只是穿鑿附會的政治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