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富了還是窮了?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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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升穿去年新冠肺炎爆發前水平且交投暢旺,但實體經濟則背道而馳,經濟收縮,失業率達6.6%,為16年最高。相信大部分失業者未能受惠於股市升浪,反而終日為生計憂愁。香港人的食物和住屋的支出愈見沉重,其通脹升幅長期跑贏其他範疇,更恐有惡化之勢。如果香港人不是大筆薪金奉獻了樓房和食物之上,如今抵抗經濟衰退的能力相信會更強。在這方面,政府應該大刀闊斧解民困。

香港大學經濟及管理學院上周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就本港的經濟產業、人力資本、監管規管和房屋的四大經濟範疇提出改革方向。當中經濟學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副總監鄧希煒撰寫「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一章,比較香港、新加坡兩地近二十年收入和基本開支變化,對政府應該很有啟發意義。

政府推出的眾多辣招無阻本港私樓價格再破歷史高位。(資料圖片)

港新私樓價格增幅迥異

鄧教授以2000年為基準年,計算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至今上升了63%,但同期四人家庭的住屋開支卻上升了超過三倍,食品價值的漲幅亦超過80%。那邊廂,新加坡住戶月入中位數則上升了90%,但私樓和食物開支分別只是上升52%和約50%(註:綠皮書原文誤作1.2%)。這種情況令中下階層港人感覺薪金只在紙上增長,而其實際生活質素還是難以改善。

新加坡樓價能夠維持在較可負擔水平,主要原因在於政府對物業市場的介入更為進取。以該國的政府組屋為例,它每年的興建量在金融海嘯後總體上升,至今已經容納八成人口之多;國民縱然可以購買私樓,但組屋已經滿足其基本住屋需求,因此樓價上揚空間自然有限。反觀香港近年公營房屋建屋量始終落後於回歸以前,無法應付中下階層上樓需求,變相迫使他們只能在私人市場尋找居所。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整理香港和新加坡在2000至2020年的生活成本。香港在這段期間的私樓開支升幅三倍有多,遠超新加坡的52%。(綠皮書截圖)

還要注意的是,上述統計僅只針對樓價,但是本地私樓租金同樣高昂,世邦魏理仕在往年的《全球生活報告(Global Living Report)》調查便發現香港樓房月租排在世界第三名。港府既不願實施嚴格的租務管制,又不肯廣建便宜的公營房屋,自然令得本地租客議價能力變弱,加上市場被一片住宅單位短缺的氣氛籠罩,樓價、租金雙雙高踞不下在所難免。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整理香港和新加坡在2000至2020年的生活成本。香港在這段期間的私樓開支升幅三倍有多,遠超新加坡的52%。(綠皮書截圖)

食材開支同樣上升沉重

除了居所支出之外,香港食物開銷升幅也遠遠超過新加坡。兩地食材來源明明一樣均要依靠外地輸入,因此容易受到生產地物價和匯率影響,但是何故香港情況還是跟新加坡迥然不同?這一方面應該源於新元價格跟一籃子貨幣掛鈎,容許匯率在特定區間內浮動,能夠舒緩部分外部通脹壓力;另一方面則是該國政府一直廣建熟食市場,當中設有多種減低商販經營成本措施,包括寬免攤檔租金、競投不設底價、開業租金打折,藉此換取它們按規定以特惠價錢售賣指定飯菜。

反觀港幣的價格受制於聯繫匯率,一直跟隨美元不斷貶值,根本無法對沖輸入通脹。港元近年已跟隨美元不斷貶值,香港主要輸入食物來源地是內地,近年人民幣的匯率縱然有升有跌,但升市期間往往來得快而急,故此市民總是在短時間感受到物價突然轉貴。更糟的是,港府鮮少着手專門減輕民眾食物開支,頂多僅有給予最基層的短期食物銀行,而其餘各類現金援助計及食物開支時亦總是落後於物價增幅。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為負擔能力不同的準置業人士,訂定了各項購買組屋的入息資格限額,令八成新加坡住戶都符合購買資格。(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圖片)

疫情之下更須政府介入

在經歷整年新冠肺炎肆虐後,以上開支高昂問題恐怕只會更為嚴重。我們看到疫情之下本地樓市未見動搖,許多買家仍然選擇透過政府放寬的高成數按揭強行入市,為本地樓價提供了承托作用。此外,疫情擾亂了全球糧食供應鏈,封關導致貨櫃不時短缺,加上停工帶來船期延遲,使得海運貨品價格異常波動,而對於依賴外地食材的香港來說,運輸成本上升,未來一段時期食物價格難望回調。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政府必須適時介入市場,減低市民在住房和食物兩個主要民生範疇的開銷。樓市方面,政府首先要以行動展示平抑樓價決心,推出額外樓宇印花稅來打擊炒賣,同時覓地廣建公營房屋,明確發出訊號讓普羅大眾別勉強入市,以及實行租務管制,阻止業主肆意加租、平衡業主租客議價能力。食品方面,當局亦可以參考新加坡做法,補貼現有熟食中心的食店以吸引它們推出廉價飯菜,並且資助社福團體提供廉價飯餐給有需要人士。平抑物價之道何其多,關鍵就在政府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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