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周三（11月19日）出席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時，談及早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日本或會武力介入台灣問題而引發中日關係空前緊張等敏感議題，把那個向來奉行獨立自主、和平中立、平衡外交的東南亞小島，推到危險的聚光燈下。他也許本着一種「勸和」的心態，暗示中國應該放下日本侵華歷史；也許基於對地區失衡的不安，支持日本在區域安全事務發揮更加重要角色；也許出於對美國能夠主導台海局勢的錯誤判斷，認定台海不會爆發戰爭。然而，作為一個把務實主義發揮到極致的小國，在敏感時期發表如此輕率且具傾向性的言論，存在不少值得重新審視的空間。

「世界猶如大海，在大海中魚可以生存，小蝦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將作為一條小蝦生存於國際大海中。」——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成為一個在大國夾縫中艱難生存的小國，而「開國總理」李光耀以此告誡國民，並且採取「毒蝦戰略」，把新加坡建成一個既能與「魚群」共處，又能威懾潛在威脅保護自己的「蝦米」。這也促成了新加坡獨具特色的「大國平衡外交」，成功在東南亞構建了中、美、日三國動態平衡關係，並且為自身贏得一定的生存發展空間，發揮了與其小國身份並不對稱的政治影響力。

所謂「大國平衡外交」，是指小國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借力打力，實現大國之間的相互制衡，維持地區勢力均衡。而對新加坡來說，不但是為了平衡實力，更是為了平衡威脅。因此，自「冷戰」結束後，新加坡一直與中、美、日保持不同程度的友好關係，希望以此為基礎借力「打壓」和「制衡」在地區當中最具威脅的國家，緩解東南亞地區的威脅態勢。

不過，新加坡的「大國平衡外交」不是「絕對的平衡」或「完美的均衡」，而是傾向於把具有強大實力和毗鄰優勢的中國，視為最主要的「平衡」或「防範」對象，同時把地理距離較遠的美國和日本，當成更加願意「靠近」的對象。針對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灣問題引發中日關係空前緊張的局面，黃循財在彭博論壇上，不但沒有秉持公正批評日揆的錯誤，反而公開支持日本參與區域安全事務，甚至暗示中國應該「放下歷史成見」——這正是新加坡「平衡威脅」策略的體現，而以往鮮少這樣擺上檯面。

然而，新加坡過去之所以能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甚至成為地區敏感議題的對話場所，可以舉辦「習馬會」、「特金會」等歷史性會面，正是因為那套「平衡外交」所展現的「政治中立性」和「規則可靠性」。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大國博弈持續升級、地緣紛爭突然升溫，而新加坡總理在此敏感時期公開發表具有一定傾向性的言論，難免被解讀為對某一陣營的戰略佈局的默許，無疑將會削弱新加坡作為「公正中間人」的信譽。

再者，新加坡實現「大國平衡外交」的方式是「以經促政」，即利用與大國發展經貿關係來提升自身競爭力和實現大國平衡力，而不是本身就具備強大的政治話語權。不過，當新加坡總理將公開發言的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上，難免暴露當中的核心矛盾。

其一是資源錯配風險——將新加坡辛苦累積的平衡外交資本，投入到新加坡體量所不擅長的宏大地緣政治領域，實在不太不符新加坡向來秉持的務實主義作風。其二是經濟反噬風險——儘管新加坡長期信賴美國是「善意的強權」而在外交平衡策略當中呈現出向美國傾斜的結果，但其經濟繁榮卻高度依賴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經濟體保持暢順的合作，一旦因為過度表態而被解讀為戰略選邊，將會直接威脅新加坡向來專注經濟發展的國家韌性。

另外，黃循財對台海局勢「不太可能爆發戰爭」的判斷，雖然旨在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但對於一個生命線完全依賴海運暢通的國家而言，面對台海這樣高風險、高敏感的議題，無疑需要極致的風險管理，而非基於對美國能夠主導台海局勢的錯誤預期就輕率斷言。

不是說新加坡不應該適當時候發揮外交影響力，但與其在當下公開預測與評判，不如嚴格保持低調和克制。將「平衡威脅」的計算留在內部，將外交能量轉化為幕後的、持續的、私人化的「滅火者」行動，或許才是新加坡在國際形勢空前動盪之下該有的外交新藝術。

今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黃循財時指出，「要築牢中新友好政治基礎，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更高水平政治互信服務兩國關係發展」，「中方願同新方一道，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站在公平正義一邊，共同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黃循財則表示，「新加坡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獨』」，「新方也願意同中方密切在區域和多邊平台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相信中國一定會為世界和平發揮更重要作用」。

中新互為友好近鄰、源遠流長，但願新加坡不會辜負中國的信任，也擔得起自己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