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企管失效 為什麼工作讓人痛苦？
人生苦短，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找到一份事少錢多的「筍工」無疑是「中頭獎」的喜事。然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其著作《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Bullshit Jobs: A Theory，下稱《論狗屁工作》）打破了這一美夢。書中闡述了被視為「筍工」的「狗屁工作」如何在精神上危害打工仔，更解釋了為何科技日益進步，人們的工作時間卻沒有因此縮短等職場迷思。在格雷伯眼中，工作之所以惹人厭的根源並非來自老闆或職位本身，而是背後深層的體制結構問題——披着自由主義外衣的企業管理的失效。
《論狗屁工作》這本書源自一個美好的預測。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預言，隨着技術的進步，人們的工時將縮短，發達國家的員工們每周只需工作15小時。然而，九十年過去，這個美好願景依然未有實現。《論狗屁工作》正是以這一疑問為起點：近一個世紀科技確實日新月異，但為何凱恩斯預測的美好未來卻遲遲不來？
格雷伯認為，願景之所以落空，是因為在科技進步的同時，社會上多了許多新的「狗屁工作」，塞滿人們的時間。如能撇除掉這些「狗屁工作」，讓勞動力集中在真正有需要的職務上，那麼，隨着科技進步，早已可以每人一天工作四小時，或者一周工作四天且每年享有四個月的假期。
什麼是「狗屁工作」？
乍聽之下，或許有人會認為「狗屁工作」就是清潔工、速遞員這類異常辛苦又待遇微薄的工作，實則不然。格雷伯界定的「狗屁工作」是無用，甚至有害的工作，它們的消失不會對社會有任何負面影響，甚至可能有所裨益。比如因為不必要程序而產生的行政人員，及可能涉及詐騙和促進不必要消費的電話推銷員等。也就是說，界定的重點在於從業者是否在進行生產性勞動，創造社會價值。
清潔工、速遞員等藍領工作實際上不可或缺，對社會有明顯裨益。相對於大部份「狗屁工作」的光鮮亮麗、事「虛」錢多，這類事「實」錢少的工作被格雷伯稱為「屎缺」（shit jobs）。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如果少了速遞員、清潔工，不難想像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將會更加糟糕。而「狗屁工作」從業者，比如格雷伯在書中常常舉例的公關人員、金融戰略師，甚至公司法務等，似乎缺少了也不會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太大影響。
格雷伯的定義引起了爭議。一份工作是否有貢獻，難有客觀標準。格雷伯的其中一個標準則是，看看是否屬於生產性勞動，歧義之一在於，生產性勞動不是客觀不變的。馬克思曾寫道：「同一勞動可以是生產性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性勞動」，即一個人是被資本家僱用還是被個人僱用從事家政工作，會影響其勞動有沒有與資本進行交換、有沒有服務於資本增值，進而影響工作內容屬於生產性勞動或非生產性勞動。歧義之二在於，是否只有生產性勞動（多屬於「屎缺」）才有意義？在這一次疫情下，速遞員的工作決定了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能否得到滿足，但公關人員、金融人員是否就無用？他們會否在疫情後對經濟恢復增長有所裨益，見仁見智。
格雷伯衡量工作是否有貢獻的另一準則訴諸於工作者的主觀判斷。他認為，「員工不會不知道辦公室或生產現場發生了什麼，當然也清楚他們的工作對企業有何貢獻，或沒有貢獻——好歹比其他人都明白得多。」顯然這也欠缺足夠說服力。如何能夠保證他所蒐集的反饋代表了行業內多數意見呢？關於這一點，連他自己都只能說「沒有辦法」。
雖然如何界定「狗屁工作」充滿爭議，但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這個世界上存在「狗屁工作」，甚至往往可以輕易感知出自己或旁人的工作內容充滿「狗屁」。格雷伯在書中引述了銀行上班族西蒙的例子，西蒙寫了一個電腦程式，可以解決一個嚴重的安全問題，這個程式僅需25位員工薪資成本的百分之五就可以啟動，但卻沒有被接納；又比如在金融公司上班的艾琳提到，許多審核批覆的流程根本就是重複、無謂的。這種體驗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想必更容易感同身受，即那些繁複的行政程序往往將一件小事複雜化，顯得異常「狗屁」。
讓人感到「狗屁」的工作有多少呢？上面提到的西蒙，用兩年時間分析銀行內部運行機制，發現六萬名員工中，至少有80%的人是多餘的，「他們的工作也許完全可以由程式來做，或者根本不需要做，因為最開始設計這些程式的目的就是為了進行或者重複一些沒用的流程。」2015年，英國民調機構YouGov的調查顯示，37%的英國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對世界作出有意義的貢獻」， 13%的人則表示不確定是否作出貢獻。無獨有偶，美國調查機構Gallup的民調顯示，僅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僱員熱愛並專注於自己的工作。
相對於虛度光陰的「狗屁工作」，有害的「狗屁工作」更值得警惕。什麼是有害的「狗屁工作」呢？大家很容易想到電話推銷員這類例子，但此處想要着重強調的是維護和執行一些本末倒置的制度工作，這類工作在政府部門尤其常見，比如格雷伯書中就提到了英國一個例子。為英國政府工作的米納表面上是協助安置露宿者，實際上卻是審核露宿者的受助資格，而這個審查制度在米納看來既不可行亦很無力，他們要求流浪漢在三天內出示一些短時間無法蒐集的證明，否則會失去援助。由於制度的不合理，原本應幫助露宿者的米納，實際上更多是將他們拒之門外。
這種「幫倒忙」的制度造就的「狗屁工作」在香港也存在，比如去年政府「補漏拾遺」派4,000元的好事，也因程序煩亂為人詬病。因此，政府須在制度設計上加以留心，以免助人之職變為有害的「狗屁」崗位。
上文節錄於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自由主義企管失效 為什麼工作讓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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