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接受妳的政治活動。你是叛徒，正在玷污這個家園…如果妳能改變妳的政治觀點，我們之間的關係才能恢復正常。」奧地利猶太人薩里格（Dalia Sarig）在組織一場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並接受電視台訪問後，收到母親的訊息如此對她說。她的父親甚至還稱，「對我來說，我的女兒已經死了。」

薩里格成長在父母都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家族中，現為親巴勒斯坦活動家，這樣的身份使得她與父母和大多數親戚都關係不睦。緊張的家庭關係已持續多年，而在2023年10月新一輪加沙戰爭爆發後，家庭內部的分裂則進一步加深……

持續兩年多的加沙戰爭，已經造成至少6.7萬巴勒斯坦人死亡。而這場始於2023年的衝突，也成為部分猶太人重新思考自身立場的「轉捩點」。然而，轉態批評以色列，並非猶太社群乃至部分歐美國家的共識，而是一種帶有風險的選擇；這種選擇的代價，往往首先體現在家庭關係的緊張與衝突之中。

與薩里格的經歷相似，26歲的美國猶太人傑曼（Kit Gyemant）對以色列的轉態，同樣為她帶來了家人關係的惡化。傑曼稱自己曾對身上的猶太血統感到自豪，在加沙戰爭爆發前，她一直在探索已故父親的猶太血統，還在計劃自己的以色列之旅，但戰爭讓她開始對透過以色列與猶太主義建立聯繫感到尷尬。

傑曼說：「2023年10月7日（即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之後，我的心態和理解都發生了轉變，我感到一種失去。」她很快就公開表態支持巴勒斯坦，而這個決定則迅速在家庭內引發衝突。

「我的妹妹竟然罵我是恐怖分子，」傑曼說從那以後，她和妹妹只見過兩次面，而且都是在集體場合。這種疏離也讓她開始思考與家人關係能否回到從前：「是否該邀請我妹妹參加我的婚禮？我的姪女會邀請我出席她的畢業典禮嗎？」

「這真是一場悲劇……」

儘管有少部分如薩里格、傑曼一樣的猶太人，敢於公開表達自己對以色列的批評，在國家無法回應的情況下做出自行判斷，但仍有不少的猶太人實則對以色列心存複雜且矛盾的情感：道德上對戰爭感到憤慨，但對猶太身分認同和以色列國家關心仍存在。

美國作為猶太人數量第二多、且在衝突期間對以色列表達支持的國家，《華盛頓郵報》於去年9月對815名美國猶太人做的一項關於以色列、加沙議題的民調顯示，61%的人認為以色列有犯下戰爭罪行；約40%的人認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種族滅絕罪。

與此同時，許多美國猶太人卻仍然與以色列及其作為猶太國家的身份，保持着強烈的情感、文化和政治聯繫。約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的存在，對猶太民族的未來至關重要，5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與以色列猶太人有一些或很多共同點。

於2022年昄依猶太教的美國手風琴演奏家克勞德（Christina Crowder）向《華盛頓郵報》表示，自己從未反對過以色列，並認為以色列的存在對猶太教的生存至關重要。然而，她也認為以色列正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並認為這種行為「令人髮指」。

她說：「一個由大屠殺難民建立的國家，卻在延續將一個民族從整個土地上驅逐出去的行為，也因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這真是一場悲劇。」

深陷道德與政治分歧的不止猶太人？

上述的種種，只不過是猶太個體在戰爭期間開始作出反思、或逐漸改變立場的一面。在個體縮影背後的另一面，則是國家立場在權衡與協調中遲遲未動。在衝突期間，美國政府公開表態支持以色列，而另一個有能力影響該國的歐盟，卻一直難以在整體層面對以色列實施制裁，持譴責立場的成員國僅能選擇採取單邊措施。

研究歐盟—以色列關係的法國學者卡羅琳（Caroline du plessix）向《香港01》表示，歐盟在衝突期間對以色列主要採取的是「軟制裁策略」，即外交施壓與附加條件相結合。這種做法很大程度是由於成員國之間難以達成共識，且歐洲多國與以色列在貿易、科技、安全防務多領域均存在合作。此外，由於大屠殺的歷史，導致制裁以色列在「政治和象徵意義上皆十分敏感」。

卡羅琳說：「對許多歐洲國家政府而言，制裁以色列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可能被視為歐洲人對猶太人的『二次懲罰』。」

歐盟對以色列實施制裁的決議，面臨德國、捷克、匈牙利等國的強烈反對，主要由於這些國家與以色列有着歷史淵源，以及希望維持特殊關係的意願；意大利同樣因與以色列保持緊密戰略夥伴關係而反對實施制裁。這些顧慮使得歐盟在處理以巴問題時，往往陷入道德與現實政治的分歧局面。

還有持特殊立場的德國

其中，德國例子尤為突出。認為對猶太人負有「歷史責任」的德國，長期以來的官方立場即認為「對以色列的安全承擔，是德國國家理性的一部分」，這使得德國不僅難以在外交層面批評以色列，甚至會以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負有責任為由，對以色列戰爭行為不加批判。

德國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與以色列存在利益共存。研究德國針對巴勒斯坦問題公共辯論的Leandros Fischer博士向《香港01》表示，德國和以色列在外交、地緣政治、軍事技術和情報共享等諸多方面都緊密聯繫。

舉例，德國使用以色列的導彈防禦武器，例如箭式系統和以色列無人機，而以色列則使用德國的核潛艇、坦克發動機和其他重要裝備。Fischer說：「因此實際上，德國對以色列實施制裁，就等於制裁自己。」

但Fischer認為：「一個聲稱已『去納粹化』的統一德國，其整個政治認同竟建立在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區行動的無條件支持上，這無疑是對二戰歷史教訓的荒謬詮釋。而這種荒謬詮釋不僅被用來壓制德國國內反對以色列行徑的人，還被用來壓制眾多批評以色列的猶太人和猶太組織。」

反以色列=反猶主義？

從猶太人到歐美國家的反應，可見以色列問題的複雜性。而這個問題之於猶太人的複雜性，則在於對以色列表達反對意見往往會被貼上反猶標籤，且人們也時常將猶太人視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擁護者，卻忽略了猶太人身份和觀點的多樣性。

薩里格說：「將反猶太主義與對以色列的批評混為一談，並將猶太身份等同於猶太復國主義，是極其危險的。這種混淆不僅助長反猶太主義，強化了『所有猶太人都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政策』這種有害的刻板印象，而且還輕視了真正的反猶太主義，使其失去了意義。因此，區分合理的批評和反猶太仇恨至關重要。」

最後，薩里格重申，自己的行動旨在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和壓迫。她說：「為了銘記大屠殺的教訓，我們必須確保『永不再犯』真正適用於所有人。我們不應利用大屠殺的記憶來壓制批評，而應將其教訓轉化為推動各類正義與平等的動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履行『永不再犯』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