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發動了一場極其驚人的軍事行動，即美軍突襲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生擒該國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又譯馬杜洛）夫婦；兩人其後更被移送至紐約曼哈頓的聯邦法院受審，面臨聯邦毒品販運等指控。

特朗普政府這種「世界警察」式干預拉丁美洲國家的做法，雖然只不過是在重演該國長期以來進行政治干預的悲痛歷史，但有分析指出這類做法往往不會得到如美國所預期的效果和結局……

歷史上，美國干涉別國內政並非什麼新鮮事，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和安哥拉等例子比比皆是，而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尤其突出。冷戰期間，華府至少在拉丁美洲秘密策劃了18次政權更迭。舉例，1954年美國推翻了危地馬拉的民選政府，並扶植了一個軍政府，該軍政府之後逮捕了數千名反對派人士，並發動了一場長達36年的內戰，造成約20萬人死亡。

1961年，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就職後不久，便批准了一項秘密計劃，旨在推翻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 ）。這項秘密行動最初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政府制定，依靠一支約1400名由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古巴流亡者組成的部隊，他們計劃佔領古巴南部海岸的豬灣，並引發一場反對卡斯特羅的民眾起義。

然而，這場被稱為豬灣入侵古巴行動（Bay of Pigs Invasion）最終以災難告終。卡斯特羅命令約2萬名士兵前往敵方登陸地點，迫使大部分入侵者投降，事件導致超過100人喪生。這事件亦令美國顏面盡失。

此外，美國還支持了 1964 年巴西、1971 年玻利維亞和 1973 年智利的政變，並在整個80 年代資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組織康特拉（Contra）。

門羅變「唐羅」：首次軍事干預南美

回顧歷史，美國其實早自19世紀20年代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從歐洲列強手中獲得獨立以來，就一直在干涉這些國家的事務。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發表了一項名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外交政策宣言，將拉丁美洲視為其勢力範圍，警告歐洲國家不要再干涉西半球的事務。

到1904年，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更進一步合理化這項政策，認為美國有權對西半球「維持治安」，利用軍事力量加強外交壓力以推進自身利益，以應對「公然的不法行為或政府無能」。此後，這種「世界警察維持治安」的做法，便長期導致區內多次的革命與政變。

二戰後，尤其是在古巴卡斯特羅上台之後，美國的關注重點轉移到阻止華盛頓所稱的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潛在蔓延。美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Eduardo Gamarra表示：「冷戰期間，干預行動大多是秘密進行的，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你開始看到更多公開的行動。」

Gamarra補充指，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是拒止戰略（strategic denial）。這意味着要威懾區內其他外部勢力，「在19世紀，這意着歐洲國家；在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之後，這意味着蘇聯」。至1980年代中，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才「從冷戰轉向禁毒戰爭」。

2025年9月，特朗普以「禁毒」為由，針對委內瑞拉的運毒船發動攻擊，數月後便演變成「入侵他國捉走領導人」。由此可見，在特朗普的領導之下，美國只是重複着門羅主義的老路。

唯一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日前聲稱，門羅主義如今應將改稱為「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因其政府似乎超越過去外交政策理念的目標。的確，美軍這次行動標誌着一個前所未有的時刻，因為這是美國首次直接對南美國家發動軍事攻擊，過去美國在當地的秘密行動僅幫助推翻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的民選政府，並扶植了軍事獨裁政權。在馬杜羅被捕後的記者會上，特朗普稱「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將永遠不會再受到質疑」。

過去歷史證明沒有好結果？

然而，歷史表明此類冒險行動鮮少會有好結果。正如中央情報局所言，美國可能會因其秘密行動而遭受「反噬」，面臨意想不到的後果和「副作用」。

澳洲人權、憲法與法理學學者Luis Gómez Romero表示，美國可能需要謹記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1911年，美國協助暗殺了墨西哥總統馬德羅（Francisco I. Madero）。馬德羅是民選的改革派總統，推翻了波費里奧·迪亞斯（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的獨裁統治。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大使威爾遜（ Henry Lane Wilson）的行為遠遠超出其外交職責範圍，他斡旋了臭名昭著的「大使館協定」，為韋爾塔（Victoriano Huerta）將軍發動日後的政變鋪平了道路。

3年後，美國海軍陸戰隊佔領了韋拉克魯斯港（Veracruz），表面上是為了阻止德國運送武器到韋爾塔的軍隊。事實上，這次入侵的目的是推翻這個由美國扶植的獨裁者。最終，這次干預造成數百名平民喪生，並引發了民族主義的強烈反彈，還加劇了墨西哥革命的混亂。Romero指出：「當最後一批海軍陸戰隊員撤離時，墨西哥已陷入內戰，而這場內戰更持續了10年，並塑造了墨西哥人對美國力量長達一個世紀的懷疑態度」。

至於尼加拉瓜，美國與其長期糾葛始於1909年，原因是該國膽敢與德國和日本就建造跨洋運河進行談判。1912年，美國海軍陸戰隊佔領了尼加拉瓜，表面上是為了維護「穩定」，但實際上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並確保沒有其他運河會威脅到正在巴拿馬修建造的運河。

這種佔領斷斷續續地持續了20多年。1986年，國際法院裁定，華盛頓支持康特拉並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以破壞尼國政府的穩定，違反了國際法。但時任美國總列根（Ronald Reagan）政府駁回了這項裁決，並阻止尼加拉瓜獲得任何賠償。聯合國大會後來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美國遵守裁決，但仍無濟於事。

Romero認為：「尼加拉瓜今天依然是美國一根揮之不去的刺，它提醒我們美國重塑西半球的野心，反而削弱了它曾經標榜的『自由捍衛者』的道德權威。在拉丁美洲，美國的干預總是承諾帶來秩序，但最終卻帶來混亂。特朗普的『唐羅主義』似乎注定要重蹈覆轍。」

從上述種種可見，不論是採取秘密行動或公開行動，任何試圖在委內瑞拉推翻政權的嘗試均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即便華盛頓最終能成功推翻馬杜羅政權，從長遠來看，政權更迭仍然充滿未知數。歷史上，這類行動的後果往往是混亂和暴力的。值得留意的還有，華盛頓在這些干預行動中的做法，往往會加劇世界各地民眾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緒，長遠而言或會成為美國的「負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