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方案怎麼談.一|台灣「是時候」打開兩岸終局討論
《香港01》前文〈歡迎鄭麗文在「香港模式」之外提出其它模式〉,點破了台灣政治長期避而不談的一件事,即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到底是不是只能等同於「香港模式」?如果不是,那台灣是否有能力、有膽量,也有必要重新打開一場關於兩岸終局安排的討論?
這個問題在「現況下」的台灣確實「很難談」,因為在台灣政治語境裡,「一國兩制」早已不是一套制度設計,而是一劑選舉毒藥,只要有人觸碰,還不需要進入到內容階段,馬上就會被推到「投降」、「賣台」、「中共同路人」的位置,一般政治人物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民眾?於是台灣社會多年來形成一種很奇怪的習慣,可以談戰爭,可以論軍購,可以臆想美日會不會來救台灣,卻不能談如果兩岸終局真的要安排,台灣要拿什麼、保什麼、談什麼,這才是最慫的地方。
嚴格說,台灣不是沒有討論過兩岸終局。上世紀90年代,台灣剛解嚴不久,兩岸在長期隔絕、敵對之後重新接觸,汪辜會談登場,台灣內部曾經出現過一段頗有生氣的討論時期。那時候談兩岸關係定位走向,不只有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內部也有官方制定的「國統綱領」,政學界輿論亦有諸如「中華邦聯」、「中華聯邦」、「一中大屋頂理論」等各式構想。這些方案今天回頭看,有些過於理想化,有些在操作上未必可行,但這些發想倡議至少說明一件事:台灣曾經不是一個只會拒絕的社會。
那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時間段,或也可謂討論兩岸關係終局安排的「黃金時期」。彼時的台灣剛走出威權體制,政治能量蓬勃,社會對未來既有焦慮,也有期待與想像;至於當年的兩岸關係,也不是一條已經鋪好的路,更像是一片需要「無中生有」的荒地,尚待「開發」。正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所以才有各界願意提出各種方案,哪怕粗糙、矛盾,都自信值得被放上政治檯面上討論。
眾所周知,後來台海情勢大幅變化跌落,1996年台灣落實直選後,以台灣為主體的敘事加速成形,李登輝後期逐漸把兩岸關係帶向特殊國與國論的方向;陳水扁執政後,統獨對立更被選舉動員固定下來,有關兩岸終局的討論慢慢消失。但問題從來都不是問題消失,而是台灣不再敢去談,久而久之,台灣政治就養成一種逃避現實的本事——把所有有關兩岸終局的問題都丟給「維持現狀」這四個字。
但問題是,所謂的「現狀」不是永動機,既有兩岸政治變化牽引,也有外部格局干擾,當中美關係還沒有惡化,彼時全球化還能提供台灣一定迴旋空間,尤其是年的中國大陸還處於國力上升但尚未完全改變力量格局的階段,台灣還可以偏安地把「維持現狀」當成一種策略。但今天?台灣很難再繼續自欺欺人。(延伸閱讀:蘇起示警垃圾時間、鄭麗文喊中國人:台灣正進入認同反轉期)
如見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已經熟練地把「美國優先」演成一門赤裸裸的交易政治,華府支持台灣是一回事,願不願意為台灣承擔不可控風險是另一回事。這兩者在台灣輿論裡常被故意混為一談,好像美國賣武器、國會挺台、政客訪台,就等於美國一定會在台海戰爭中為台灣賭上國運。這種想法不只是天真,更是危險。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的國力、產業經濟,乃至外交影響力與軍事壓力都已經大到不像話,順勢而下的北京對台工作也早已不是喊喊口號了事,而是進入法律、軍事、外交、經濟、輿論全套同步推進的階段,台灣憑什麼還能以為自己可以靠不談來拖時間?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鄭麗文的崛起才有特殊意義。她喊出「台灣人是中國人」,當選國民黨主席,又四月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這些當然不會立刻就改變台灣民意結構,也不會瞬間讓台灣社會接受統一。但政治很少是看一夜之間就發生什麼,革命不是天天發生的事,而是值得去細看哪些「禁忌」開始鬆動。當一個台灣主要政黨領袖敢重新把中國人認同帶回公共語言,當最新民調顯示有逾兩成台灣人,即逾400萬台灣人在考量「非戰」,願意接受和平統一,這些都是「見微知著」的變化,誰又敢說日久不能滴水穿石?(延伸閱讀:逾400萬台灣人接受和平統一:台灣認同反轉進入政治實然)
所以現在說「是時候」重啟兩岸終局討論,並不是一句空話。用最溫和的語言來說,台灣在任何時候願意去討論兩岸終局安排都是好的,都比不討論要強。再進一步說,台灣內部既然已經出現認同鬆動與避戰焦慮,就應該趁這個時間點建立一個比較成熟的討論環境,如上世紀90年代倡議蓬勃的生機可參。若要用最嚴厲且現實的話來說,若再不談,台灣以後也許不是不能談,而是沒有多少籌碼可以談。
與此同時,固然各界多有兩岸統一時間表的臆測,但事緩則圓有其智慧,北京對台既有手端目標,也具有耐心與智慧。從北京2019年開啟「台灣方案」討論以降,訴諸的都是來談,而非要台灣無條件接受方案,也從未表現出北京提出什麼,台灣就應該要照單全收。恰恰相反,台灣方面越是不滿意既有方案,就越應該提出自己的版本,如果只會說「不要香港模式」,那只是防衛反應,但如果能進一步說出「台灣模式應該是什麼」,那才配叫做政治能力。
一如《香港01》前文所述及的,既然鄭麗文說台灣不會、也不能接受「香港模式」,那她完全可以在「香港模式」之外提出其它模式,這當然是對鄭麗文的直接期許,但也是間接要提醒台灣公眾地方——係把「要不要一國兩制」往前推到「台灣版的一國兩制如何被設計」,這不該理解為退讓,而是一種開局。
上世紀90年代的台灣,曾經在兩岸關係上有過一段討論的黃金時期,今天的情勢當然不同,壓力更大,時間更緊,兩岸力量差距也更懸殊,但正因如此,台灣更需要重新找回那種願意想像、願意設計、願意辯論的政治能力。兩岸終局不是不能談,而是太久沒有人敢談,當不敢談變成鄉愿的政治正確,台灣表面上像是在守護主體性,實際上是在放棄主體性。是以,真正的主體性,並不是掩耳盜鈴,而是權衡之後,能夠回應、修正,乃至反提案,甚至是要求更高規格。台灣可以自信一點,值得大膽一點,配得感既要高一點,也要現實一點,因為終局安排不會因為台灣不談就消失,一旦自己留白,平白繳了白卷那才是連談都沒得談的被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