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AI的巔峰對決中，決定勝負的指標正從『參數高度』轉向『民生厚度』。」

近日，美國科技媒體《互聯網科技時代》（Tech Times）發表了一篇題為《中美AI競爭的關鍵：從拼「參數」到拼「獲得感」》的深度報導，在海外科技圈引發了廣泛討論。

文章尖銳地提出了一個概念——「AI稅」（AI Tax），指出在矽谷精英們正忙於構建昂貴的「訂閱圍牆」時，中國AI應用正憑藉其「基礎設施化」的特質，成為一張影響全球的新名片。

這篇報導敏銳地察覺到，當美國普通家庭正為每年高達數千人民幣的AI訂閱帳單感到焦慮時，大洋彼岸的中國老百姓正在享受一種幾乎「零門檻」的智慧生活。這種差異在醫療健康領域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在報導中，全網擁有140萬粉絲的東歐博主Julia發佈的一段影片，成為了這一觀察的注腳：身處上海的她，在丈夫不在家、孩子突發紅疹的緊急時刻，並未陷入語言不通或掛號排隊的困境，而是通過一款名為「螞蟻阿福」的中國AI助手，瞬間完成了拍照識別與用藥諮詢。

影片評論區裏，來自世界各地的網友發出了一連串追問：「為什麼在我的國家，問個健康問題還要付費訂閱？」、「這種專業的AI服務在中國竟然是免費的？」

正如外媒所評價的，這不僅是價格的勝負，更是一場關於AI究竟「為誰而造」的全球性博弈。

20美元的AI稅：矽谷正在建造一堵隱形的牆

報導中，一個刺眼的新詞被反復提及——「AI稅」（AI Tax）。

在美國，儘管AI競爭依然激烈，但AI是需要「繳費」才能使用的智力資源，這成為了大廠們的共識。以OpenAI為例，ChatGPT Plus每月20美元，而OpenAI在2024年底推出的ChatGPT Pro更是飆升至每月200美元。而無論是Google的Gemini還是Anthropic的Claude都設定了20美元起步的訂閱線。

對於一個普通的美國中產家庭來說，父母各訂閱一份工作用的AI服務，孩子再加上學習輔導工具，一年下來輕鬆突破720-1000美元——折合人民幣5000-7000元。

而《互聯網科技時代》指出，2026年中國普通家庭同等水準的AI支出，幾乎為零。

這不是簡單的價格差異。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底層邏輯：一種把AI當作可以收租的「智力房產」，另一種把AI當作人人可用的「數碼公路」。

高盛在2025年12月發佈的《中美科技競賽》報告中指出了這種結構性差異：美國AI市場90%以上的增量來自SaaS企業訂閱和個人會員費，通過專利保護和封閉生態獲取高額利潤；而中國大模型的調用成本在2025年經歷了數次「斷崖式下跌」，價格被壓低至接近水電的水準，實質上是將AI推向了「准公共產品」的地位。

如果說訂閱費的差距還只是數字遊戲，那麼在醫療健康領域，兩條路徑的分野就直接關乎民生福祉。

根據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2024年資料，美國醫療支出達5.3萬億美元，人均支出高達15,474美元，佔GDP的18%。

與此同時，醫療可負擔性仍是美國社會面臨的現實挑戰。

根據2025年Equitable發佈的全國性調查，80%的美國人擔心意外醫療支出會破壞其財務目標，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1000美元以下的醫療帳單就會造成財務困難。

AI時代的到來，本應是改變這一切的契機。

然而現實則相當殘酷：AI沒有打破醫療的高牆，反而在牆上又加了一道數字門禁。

《互聯網科技時代》觀察到，美國的醫療AI正在沿襲同樣的「精英化」路徑：面向C端的高端健康模組訂閱費在8-20美元不等，更專業的工具則作為診所後台存在——普通人想獲得同等建議，門檻依然是高昂的諮詢費。

AI健康的中國實踐：讓1位醫生變成10位醫生

就在矽谷忙着給AI分級定價的時候，中國正在做一件看起來「不那麼賺錢」的事。

螞蟻阿福，這款讓Julia解決燃眉之急的AI健康助手，自2025年6月上線以來，月活用戶已突破3000萬，單日提問量超過1000萬次，躋身國內AI應用前五、第一大健康管理類AI應用。

但真正值得玩味的，是它的用戶畫像——55%來自三線及以下城市。

這意味着在縣城、在鄉鎮、在那些優質醫療資源相對稀缺的地方，有人終於可以隨時問一句「這個藥能不能和那個藥一起吃」，而不用專程跑一趟醫院。

青海大學附屬醫院院長樊海甯對此深有體會。

作為一名高原肝膽外科專家，他見過太多牧民頂著冬天的風雨，騎摩托車從鄉里到縣裡再轉州裏，輾轉十幾個小時，只為看一個病。如今他在阿福開通了自己的「AI分身」，牧民可以直接諮詢健康問題和用藥指導。

「不再為了一個小問題奔波千里——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樊海寧不是孤例。

目前，六位國家院士領銜全國1000多位名醫在阿福上開通了「AI分身」，用戶通過阿福就可以直連院士、專家，解決健康疑問。

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院長王建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心血管病領域奮鬥四十餘年，主持研發的介入瓣膜手術方案，改變了千萬患者不得不「開胸換瓣」的治療路徑。

2025年7月，王建安院士的診室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助手」——他的AI分身「Jack安心」，專門處理診前諮詢和診後管理。

王建安的說法很樸素：「借助AI給醫生賦能，讓1個醫生變成10個醫生，就能服務更多人。」

名醫AI分身不涉及診療行為，本質是健康科普諮詢。AI分身解決日常、基礎的健康疑問，醫院、醫生則可以把資源和精力放在真正的疾病治療上。

但正是這種「羽量級」的服務，恰恰填補了醫療體系中最大的缺口——不是沒有好醫生，而是好醫生的時間和注意力永遠不夠分。

事實上，螞蟻在健康領域的佈局已有多年積累。從第一筆線上掛號、第一筆醫保支付做起，支付寶已經為全國5000家醫院提供了線上掛號、醫保碼支付的功能和技術。如今，近百萬醫生接入了阿福，從日常監測到線上問診、線下就醫，形成了完整的健康服務鏈路。形成了完整的健康服務鏈路。

從「要想富先修路」到「AI獲得感」

如果把視野拉遠，AI「獲得感」的邏輯其實並不新鮮。它與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脈絡一脈相承。

智庫Trends Research曾在報告中這樣描述：「中國路徑更像是在修路，重點在於讓整個社會的平均效率提升——這對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改善通常大於高收入群體。」

高鐵是這樣，移動支付是這樣，如今AI也是這樣。

回想十年前，中國的移動支付不是作為一種「金融產品」推廣的，而是作為社會基礎設施——這使得它幾乎零門檻地覆蓋到了路邊攤和菜市場。而美國的信用卡、Apple Pay等支付手段至今保留着3%左右的交易手續費，本質上是一種「金融租金」。

如今，同樣的劇本正在AI領域上演。就像當年建高鐵是為了降低全社會的物流成本，今天建「算力網」是為了降低全社會的智力成本。「東數西算」工程的邏輯，不是為了讓某家公司賺大錢，而是為了讓西部的小企業也能像在大城市一樣，用相對低廉的成本獲取算力資源。

《經濟學人》此前觀察到，在美國，AI討論始終圍繞AGI（通用人工智慧）展開，各大實驗室競相研發能夠超越人類認知的巨型模型。而中國選擇了不同的路徑——著重推進現有AI技術在消費端和產業端的快速落地。

國際知名民調機構益普索（Ipsos）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民眾對使用AI技術的熱情更高。這種熱情的背後，是普通人確實能夠從AI中獲得實實在在的便利。

《華爾街日報》評論道：當美國AI企業將重心放在追求重大突破、競逐超級智慧時，中國AI產業更聚焦於應用落地，幫助其快速贏得新用戶。中國還更積極地擁抱開源模型，這使得圍繞該技術開展業務變得更經濟、更容易。

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決定中美競賽勝負的關鍵，在於誰的技術能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最廣泛的應用。先發者將難以被取代。」

這或許才是這場競爭的真正底牌。

當AI變得像電力一樣不可或缺時，最終的贏家可能不取決於誰造出了最聰明的模型，而取決於誰能把這個模型交到最多人的手中。

《互聯網科技時代》在文末寫道：這場競爭的本質，是兩種不同的路徑——一種保護技術的「溢價權」，確保領先者獲得超額回報；另一種釋放技術的「可及性」，確保每一個人都能站在智能文明的肩膀上。

AI的高度固然重要，但AI的厚度，才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未來。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