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對等關稅被判違法後，本有不少人大鬆口氣，認為這是美國脅迫大棒的終點。但從後續發展來看，這似乎是新「不確定性」的起點。

首先，特朗普在判決出爐後迅速宣布，基於1974年貿易法（1974 Trade Act）第122條，直接向全球開徵10%關稅；到了21日，特朗普再度出擊，宣布上調新一輪全球關稅稅率至15%；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貿易代表格里爾（Jamieson Greer）指出，即使部分國家（或地區）的稅率高於第122條款規定的關稅（15%），也還是要遵守已達成的貿易協議，繳交較高的關稅稅率。

顯然，這也就是「對等關稅」邏輯的另類變體：即便一切混亂源自美國霸道的單邊施壓，卻也正因被施壓國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對美經貿、安全保障，甚至出於未來互動考量，所以無法完全抗拒美國的予取予求。

說得更直接，「對等關稅」當然有收割全球、促使製造業回流的考量，卻也同樣是美國塑造全球政治經濟體系、支配「盟友」打擊敵人的談判工具。

在這個脈絡下，原本的「對等關稅」生態系，其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求於美」、「對美互動」階層圖像，因此即便「對等關稅」被判違法，已經風聲鶴唳的各方還是會因前述的122條款，以及潛在的232條款、301條款威脅，而不得不正視、乃至容忍美國要求，尤其是在新「不確定性」再起的背景下，許多原本僥倖「不輸」的產業，都可能在下次談判結果出爐後淪為「輸家」，這就無疑會強化部分國家的觀望立場，而不是在行動上立刻推翻對美談判結果。

當然這種情境的反面，就是越不求於美國、對美互動越波動的國家，其實會有越強的重新談判傾向。雖說種種掙扎也可能是表面姿態，不會真正付諸行動，或是付諸行動也效果不顯，卻畢竟是一種立場展現。

（編按：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2月22日稱，歐方將會暫停審訂對美貿易協議，以待「清晰性和法律確定性」。另，印度同一日亦據報押後了其貿易談判團隊訪問華府的日期。）

各國如何回應？

而這兩種傾向，從當前發展來看，似乎出現了地域分野。

首先是位處東亞的日本與韓國，基本沒有重新談判的急切渴望。

日本經產省已在21日表示，將遵守2025年7月敲定、9月生效的美日協議，既有美日貿易框架不受影響。雖說特朗普宣布追加稅率從10%增至15%後，日本自民黨稅制調查會長小野寺五典一度表示「簡直是亂來」，最終卻也還是強調：是否與美國重啟談判必須「慎重」，關鍵就是過去談判重點在於日本至關重要的汽車產業，而企業經營需要可預測性，因此如果貿然重啟談判導出現新變動，結果未必會比現在好。

無獨有偶，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金正寬也稱，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會破壞韓美整體貿易協議。雖然判決使目前對韓貨徵收的15%對等關稅失效，但汽車和鋼鐵的產業關稅因依據不同法律，還是維持不變。

歐洲則展現一定程度的重新評估姿態。例如歐洲議會就稱，將在23日召開緊急會議，重新評估與美國的貿易協議。但即便如此，歐洲各國的評估程度也是不盡相同。

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似乎就有意模糊，表示希望在「盡可能公平的規則」下繼續出口農產品、奢侈品、時尚、化妝品及航太產品，並將「據此做出調整」；德國財長克林拜爾（Lars Klingbeil）則相對強硬，稱歐洲人需保持團結並變得強大到「沒人能勒索我們」，卻也同時提到，由於汽車和鋼鐵等關鍵產業的特定關稅不受判決影響，所以重新談判的不確定性依然很高；英國就有些「置身事外」，稱倫敦正與華府溝通以了解判決影響，但預計英國與美國的「特惠貿易地位」將持續。

東南亞多數國家的立場則是模糊中傾向維持現狀，而沒有明確主張重新談判。例如泰國商務部長蘇帕姬（Suphajee Suthumpun）就稱，將持續談判以維持穩定；菲律賓財長吳詩澤（Frederick Go）也稱將繼續與美國交往；印尼則稱19日剛完成的對美貿易協定存續，取決於「雙方決定」，也要獲得各自國內批准。

部分東南亞國家則說得相對直接。例如馬來西亞的投資、貿易及工業部長佐哈里（Johari Abdul Ghani）就指出，雖然馬方尚未批准協議，但政府已意識到美國仍保有其他法律機制（如單邊關稅）來實施貿易措施；柬埔寨副總理孫占托（Sun Chanthol）則表示，柬埔寨正在推進與美國簽署的《對等貿易協議》（ART）批准程序，並強調該協議不只涉及稅率，還包含其他已達成的共識。

正因如此，特朗普的貿易代表格里爾已經表示，儘管特朗普新公布的全球關稅稅率為15%，但馬來西亞和柬埔寨等國對美國的出口，仍將繼續以早前談判達成的19%稅率徵收關稅。

日本與韓國為什麼不反抗？

顯然，前述案例反映各國面對關稅大棒，其實各有不同脆弱剖面，因此部分國家傾向維持現狀、部分國家傾向表態強硬，部分國家則寧可維持原先更高稅率，也要避免新增的不確定風險。

而這種脆弱剖面本身，其實不只出於對美經濟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面對美國的地緣邏輯。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優先」，其實就是以經貿脅迫為刃、安全綁定為繩、援助削減為壓，讓全球「盟友」陷入類似兩難：一邊是關稅施壓、援助縮減的硬壓力，一邊是安全綁定、利益交織的軟約束。各國也因此必須在維繫對美關係的現實背景下，摸索戰略應對姿態。

例如日本。在經濟上，由於美國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場，關稅大棒可能導致其GDP下降0.7%-0.8%，對低增長經濟構成了巨大威脅，關稅談判也因此成為日方首要任務。而雖說2025年7月美日達成協議，日本用對美投資5,500億美元，換取美方將互惠及汽車關稅降至15%，但因協議遲至9月才通過，日本車企期間的每日損失約為2,200萬美元。顯然，這是日本目前傾向維持原有協議的一大關鍵背景。

此外，日本當然還有其他「有求於美」的戰略需求，因此很難在關稅議題上全面翻桌，那就是安倍晉三以來日漸強烈的「再軍事化」傾向。說得更直接，日本希望衝破戰後體制束縛，所以會積極綁定美國印太戰略，而不是在關稅議題上彼此扞格：「特朗普2.0」以來，日本已持續與印太美國盟友及夥伴開展多邊合作，也深化了與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國的雙邊關係及與北約的合作，2025年8月，日本三菱重工更是拿下澳洲6億美元軍艦建造合同，成為其迄今最大的國防軍售專案。

無獨有偶，韓國的類似傾向也出自兩個現實背景：第一，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特殊，韓國基於朝鮮威脅與俄朝接觸等現實，不會全面毀棄對美關係；第二，美方主導的同盟體系導致韓國缺乏談判優勢。

正因如此，「特朗普2.0」的安全、關稅大棒，都會迫使原先立場不親美的李在明，持續靠向尹錫悅路徑。首先，特朗普表示計畫削減駐韓美軍規模，在當前2.85萬駐韓美軍地面部隊是防禦核心的背景下，這種動態無疑會損及韓國安全；接著，美國作為韓國第二大出口市場，直接無視美韓自貿協定祭出25%關稅，同樣傷害韓國對美出口。

這兩項政策帶來的衝擊，在美韓同盟歷史上從未有過。但因前述地緣與同盟體系背景，韓國沒有太多可用的擺盪空間，因此從關稅加壓以來，便持續派遣高官密集赴美磋商，並在2025年7月達成協議：以設立3,500億美元對美投資基金（佔韓本年度政府預算72%）、額外採購1,000億美元能源產品為代價，換取美方將相關關稅降至15%，其中1,500億美元聚焦美國造船業以挖掘自身優勢。

顯然，韓國雖在姿態上不如日本積極、沒有積極綁定美國的戰略誘因，但在朝鮮半島形勢、美韓同盟的背景壓力下，韓國的外顯行為也無法背離親美路徑太遠，關稅談判就是一大例證。

歐洲與東南亞在觀望？

相較之下，歐洲與東南亞似乎採取相對戰略自主、乃至對沖的姿態。這也當然出乎兩塊區域各自的地緣背景。

首先是歐洲。當前的美歐關係存在三個交織熱點：關稅、俄烏衝突以及美國對北約的承諾。

在關稅上，歐洲其實早在特朗普就職前就在準備與美國的貿易戰，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佈對歐徵收關稅後，歐盟隨即宣佈了報復性措施；此外，關稅談判也是政府推動俄烏和平協定談判的切入點，尤其歐洲領導人的俄烏議程明顯與特朗普不同；在北約議題上，由於美國施壓，當前除西班牙外所有歐洲國家均同意將5%的GDP用於國防相關投入，其中至少3.5%為純國防開支，剩餘投入關鍵安全基建。

但即便歐洲在關稅領域相對抗拒，從後續發展來看，歐洲還是走上與日韓相對類似的道路。關鍵在於，歐洲雖不是沒有經濟反制能力，卻因安全領域依賴北約及美國，以及軍事一體化的不完全，所以無法真正走上對美決裂、全然戰略自主的路線。因此即便歐洲最初打算進行對等妥協的談判，卻還是在避免跨大西洋關係破裂的考量下，同意美國的相關要求。

當然，歐洲不是沒有經濟多元化的趨勢，包括推動多邊貿易秩序重心向自身轉移，與多國敲定貿易協定，並與印度、阿聯酋及CPTPP成員國進行談判，其實都與特朗普2.0的關稅大棒同時發生。但要說這種趨勢已經聚沙成塔、成為足以排除美國的新選擇，恐怕是言之過早。正因如此，當前歐洲各國即便展現一定的戰略自主，但在戰略背景缺乏巨大變革的現實下，這種抗拒雖然不會毫無作用，例如增加在格陵蘭議題的主導性，不過整體的最終成效，恐怕還是要打折扣。

東南亞其實也是類似情況。雖說各國傾向在中美之間「不選邊」，但對等關稅的衝擊還是避無可避，各國回應也因此受到美國施壓驅動：越南堅信美方戰略支持對本國的重要性，但對美加征高額關稅倍感震驚與背叛，成為東南亞地區典型縮影；東盟雖表態協調應對美關稅，卻均因成員國間的出口競爭，優先開展雙邊談判爭取優惠稅率；而越南率先談妥降稅更加劇各國焦慮，最終多數國家敲定了19%統一稅率，老撾、緬甸仍被征高稅。

當然，東南亞整體也如同歐洲，出現了對沖美國政策風險的脈動，包括加速推進多元經貿合作，升級與中國的自貿協定，深化同海灣國家、歐洲的自貿談判。更多國家申請或有意加入CPTPP，歐盟也探索與該協定建立聯繫，試圖構建更具韌性的全球貿易支撐體系。不過這種努力的成效都需要時間醞釀，正因如此，當下的關稅工具波動，其實不太容易導致各國推翻原先的談判成果，因為替代方案尚未成熟。

可以這麼說，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本質是將同盟關係簡化為功利性交易，並以關稅施壓、安全綁定為籌碼，企圖塑造相對有利自身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而不同區域的各自回應，其實也就凸顯這種做法的不同剖面：對歐洲、東南亞等嘗試開闢戰略自主的區域來說，這種作法如果沒有搭配其他領域的戰略脅迫與綁定，其實就是某種程度的「殺雞取卵」，美國的單邊主義即便能收獲短期利益，卻也會倒逼各國為求避險加入經濟與安全多元化，即便所需時間漫長；但對日韓等在安全與戰略議題高度依賴美國的國家來說，大概只能「以退為進」，設法在融入風暴後尋覓更大發展空間。

進入「特朗普2.0」，不只美國要設法適應變化多端的新總統，全球也難以迴避高度波動的政經格局。而這種趨勢的最終圖景，不只來自美國的政策更迭，也關乎被施壓方的所處位置與戰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