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萬社團 600同鄉會 可成社區治理「微絲血管」？｜議員議案
本港社區及基層治理水平不足，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2022》提到，將在今年年底本屆區議會任期屆滿之前，檢討地方行政並作出建議。立法會周三（3月16日）通過由民建聯選委界議員陳仲尼提出、經商界（第三）議員嚴剛修正的「同鄉社團融入地區治理體系」無約束議案。不過，社區治理水平的高低，取決於政府的社會治理機制，如果當局未有理順治理體系、有效統籌組織分工，恐怕會徒添混亂。
立法會議員議案政策分析系列
香港社區組織能力較弱
皆因政府動員能力不足
去年第五波疫情肆虐之初，市民苦於防疫物資不足，同鄉社團響應政府動員，利用他們的地區網絡，協助政府包裝和派發中央援港物資，解市民燃眉之急。
陳仲尼以此為例，動議將長期服務地區、具凝聚力及團結社區作用的同鄉社團，納入地區治理體系，提升政府的基層治理效能。不過，由於社團青黃不接、地區工作缺乏統籌、單靠自資難以發展，他因而提出社團青年化、建立人才培訓機制、與各區民政事務專員建立恆常溝通機制和增撥資源等建議。而嚴剛的修正案，則建議利用同鄉社團內地資源優勢，支援特區政府地區工作，並促成同鄉社團之間更多合作。其他參與辯論的議員們，主要從向同鄉社團增撥資源、加強地區工作的溝通、統籌、諮詢等三方面着墨。
整體而言，議員們在討論地區治理體制時，均強調同鄉社團數量多、會員眾，動員能力強，主要關注如何更充分發揮同鄉社團的社會網絡和凝聚力，強化政府地區工作效能。這番建議的內在邏輯是，同鄉社團以籍貫和鄉里情誼為紐帶，理應能夠凝聚有八成半人為內地移民及其後裔的香港社會，從而更好落實政府的地區工作、反映民情。
無可否認，本港社區及基層治理水平不足，去年第五波疫情爆發後，中央援港抗疫專家也指「香港社區組織能力較弱」。從特區政府在防疫抗疫、派發物資的表現可見，也確實缺乏必要的動員能力。一來是因為本港地區組織雖多，但也較為鬆散，而特區政府根本無意統籌有關組織；二是是因為受「辭職潮」和被港府取消資格（DQ）影響，479名區議員目前只剩下三成，地區可以動員的基礎力量被削弱；三是儘管香港有逾1,600個由港府提供津貼的居民組織屋邨互助委員會，但當局也沒有積極動員它們提供協助。
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鄭宏泰在《中介組織的社會動員與社會共識凝聚：以同鄉會為個案》研究中整理的政府數據，截至2019年12月，香港有約600個同鄉社團：388及179個以同鄉會名義或以同鄉性質組成的聯誼會。同鄉社團的會員總數預計近百萬。人多勢眾、一呼百應，在疫情期間也自發貢獻良多。
完善地區治理體系
同鄉社團只是其一
可以說，將同鄉社團融入社區治理體系，確實有助提高社區治理水平。不過，正如倡議型媒體《香港01》多次指出，社區治理水平的高低，取決於政府的社會治理機制，而同鄉社團只是可供運用的地區資源之一，當局不可能單靠同鄉社團以及正在成立的「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就放任地區自理。
是次辯論上，議員經常以2003年沙士疫情、2013年佔領行動、2019年反修例風波和去年第五波疫情等社會事件和公共衛生危機作例子，引證同鄉社團的網絡作用及社區治理作用。然而，事件所反映的核心問題是，政府本身缺乏維持治安能力和應急動員能力。
民建聯主席兼九龍中直選議員李慧琼發言時提到，2019年區議會選舉前出席一次記者會後，被對手社民連梁國雄的支持者攔阻離開，而就算她曾經報警求助，警方也未能及時到場，最終幸得同鄉社團解圍。她借此說明同鄉社團在推動政府達到良政善治時能夠發揮重要作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作開場發言時亦有相類的說法，認為同鄉社團功不可沒：「面對『黑暴』勢力，各同鄉社團無畏無懼，勇於站出來向違法行為說不，堅決維護香港法治、社會安寧和廣大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讓社會重回正軌。」
然而，在反修例期間，個別同鄉社團也涉嫌參與一些暴力事件，明顯視警方和執法人員於無物，而特區政府並沒有予以正確引導。無論是「達到良政善治」，還是「讓社會重回正軌」，最主要責任仍是在於特區政府，議員和官員都不該忽略當局的主導角色。
尤其是在第五波疫情，完全暴露政府缺乏一套統一的應急動員機制，治本之法應在於完善制度。疫情高峰時，資源派發不到位，支援熱線無人聽，受感染市民在家徬徨無助......皆因政府缺乏統一指揮，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公務人員欠缺協調、執行混亂，需要包括同鄉社團在內的多個基層團體組織補位。因此，特首李家超提出，要建立一套集中權力和資源分配的指揮和執行體系——應急動員機制，由重要官員帶領、監督，並在下層配搭「18區關愛隊」，調撥專項資源，讓地區組織和基層團體投標參與社區服務。
不過，正如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在會上所言，同鄉社團加入關愛對固然有所作用，但關愛隊與區議會的職能「異曲同工」，希望政府盡快釐清，避免架床疊屋。
整合多元社團
架起微輸血管
令人擔心的是，本屆區議員會會期將於今年年底屆滿，但政府至今仍未有任何方案。假若在政府未有完全理順基層治理體系，又未能有效統籌協調不同組織分工，就貿然將逾600個同鄉社團融入社區治理體系，難免令人擔心徒添混亂、浪費資源。
事實上，政府一直缺乏對基層組織有力的分工、統籌和撥款支援，無論是工會組織、基層社團亦然。有近200間屬會、近40萬會員的工聯會，其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梁子穎便在會上感嘆，在現有地區治理架構之中，「沒有工聯會的角色。」
選委界周文港則重提去年10月對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關於「對社區組織和團體的支援」的口頭質詢，指回歸後成立的地區基層組織、漁農業界團體、同鄉會、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及內地港人團體，在2020/21年只獲得3.42億元資助，與社署同年向非政府機構撥款的214.35億元相比可謂杯水車薪，因此它們所能發揮的作用也處處受限。
另一個值得政府關注的問題是，同鄉社團對於移民第三代、第四代而言，沒有太大吸引力。正如選委界陳紹雄坦言， 同鄉會聚焦於維繫年長一代的鄉親情誼，但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年青人對同鄉概念感到陌生，不會積極參加有關活動，導致同鄉組織青黃不接。
同鄉社團固然亟待更新和轉型，而政府也不應忽視其他社會組織的力量。截至去年6月，根據《社團條例》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有37,837個，倘若政府能夠有效統籌它們，架起地區治理的「微絲血管」，相信有助提升整體治理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