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政府頒布《退位詔書》，昭示着皇朝的氣數已盡，溥儀的名字旁從此落下一註「末代皇帝」。朝代更迭、國族盛衰，歷史記載中聚焦的向來是推動時代變遷的先導者，但更多的人，是被命運裹挾前行、恰逢生於巨變之時的「遺民」。
文：香港電台開卷樂

現任香港伍倫貢學院人文學院署理院長崔文翰博士，研究領域涵括明清至民國史、香港史、學術思想史、文化史等。《香江情懷：香港清遺民詩文集選編》一書獲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選錄九位遺民生平及其各約十首詩文的賞析，將甚少被提及、深藏圖書館的清遺民著作重現人前。

詩文千首如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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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香江情懷》的首要難題，便是得在茫茫珠石堆中，精挑出能繫連起一串脈絡的文本。「遺民」原指亡國或前朝遺留下來的住民，然而，清朝遺民的數目極為龐大，不劃範圍地廣錄他們的著作，惟恐令此書成為尋常讀者吃不消的「磚頭書」。

故此，崔博士進行了幾番遴選：首先，在嚴格的定義下，「清遺民」須是在清朝考取進士的官職人員，並且大清滅亡後拒絕融入民國政府或擔任官方職務。復次，他們須與這座城市有密切關聯，於香港定居或居住好一段時間，而且有完整的詩文集流傳下來。最終選上九位清遺民學者，分別是吳道鎔、丁仁長、張學華、陳伯陶、何藻翔、賴際熙、溫肅、岑光樾，以及江孔殷。他們留下的作品，單是詩詞已近千，因此，最後一環的作品甄選再定下兩個條件：其一，只選取他們在香港居住期間書寫的作品；其二，擷取與香港相關，並且具有歷史價值的詩文，它們載錄遺民在港的交際關係，以及反映當時的社會風貌。

望宋皇臺，寄故國愁

南宋末帝趙昰（端宗）和弟弟趙昺（少帝）為躲避元軍追擊，南逃至九龍城一帶的官富場，後人設「宋王臺」碑石紀念這件歷史事件。此地也就蒙上一層特殊意義，成為了遺民寄託故國情思的象徵地。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三日，適逢南宋遺民趙秋曉生辰，早期抵達香港的遺民陳伯陶召集包括張學華、賴際熙、區大典等至少十六位友人，聚首一堂，以祭祀為因由，結社唱酬，可謂一場小型的詩聚。次年，蘇澤東將眾人詩作結集成《宋臺秋唱》。吳道鎔在〈宋臺秋唱序〉中寫道：「心之忘，何所不忘哉？而有不忘者存斯，可以觀性情焉。」宋皇臺成為了亡朝文人胸臆的思鄉處，他們借宋喻清，抒解懷緬前朝的幽思與哀愁。

宋皇臺亦是遺民飄泊人生的寄意驛宿。陳伯陶出身於廣東東莞，面臨清朝局勢傾頹後棄官返鄉，擔任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武昌起義後，攜家帶眷遷至香港，初居紅磡，最終落地於九龍城，自號「九龍真逸」，隱居渡過晚年。其〈九龍城宋王臺新築石垣記〉頌記建築商人李炳捐款修建聖山石垣，還於古蹟處附置牌坊、涼亭、花園等，讓遊人銘記此地。

他又寫下〈槃園記〉，直抒對香港（界限街以北）的看法：「昔人嘲夷齊不食周栗而食周薇，惟茲租借地，彼客而我主，固非首陽比也。」英國純粹是借地的租客，而租主是大清，非新政權民國政府，故己況異於「食周薇」的伯夷叔齊，強調生活在香港與忠於故朝並無矛盾。

同仇敵愾，袁世凱一死會友宴酣

清遺民的著作長久以來被學術界忽略，時人將其視作食古不化的帝制擁護者，配以守舊、思想落後等負面印象。推廣古文的他們，又與白話文運動的風潮脫軌，故大多數留在自家圈子。「遺民」——尤其是對於遠離舊體制的當世人而言——興許隔離着一層神秘色彩。

一九一六年，遺民恨之入骨的袁世凱死後不久，丁仁長以〈五月十二日會飲荔垞萬齋〉一詩，記錄會友慶祝的情景。眾人在一片狂喜中觥籌交錯，宴酣鬧聲甚至打擾到鄰舍，只好愧然致歉。這些離鄉別井、心生共鳴的文人，豈止於刻板扁平的「遺民」二字。他們性情各異，興趣不一，曾經過着鮮活的起伏人生。本書將被時代遺落在藏書室幽處的生活面貌，重新鋪現人前。

（本文原刊於報章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圖片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