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100週年，也是王津在故宮修古鐘錶的第48年。四年前，退休返聘的他繼續「進宮」上班。「我覺得就像家一樣，特別親近的感覺。」談及對故宮的感情，王津如是說。

1977年底，16歲的王津進入故宮，師從鐘錶修復師馬玉良。他猶記得初入鐘錶室的場景：故宮文物修復廠老廠長帶他熟悉環境時，拿出一件古鐘錶，小繩一拉，鐘錶里的小人伴著音樂走出來，轉身就開始報時，門簾一搭，小人便回到原來位置。「那會感覺很神奇。」

王津說，正是這份神奇，讓曾以為鐘錶只是計時工具的他，選擇了鐘錶修復這個「冷門」行當。

在故宮古鐘錶修復室，學徒第一年不能接觸文物。當時，王津只能拿家裡的舊鬧鐘練手，在反復拆解修復中練習基本功。翌年，他開始挑戰結構更複雜的鐘錶。第一塊「硬骨頭」是來自英國的木樓三角形音樂鐘。它的鐘體是三面盤結構，通過齒輪轉動計時，對齒輪的咬合精度要求很高，「角度哪怕稍微差一點，鐘錶都容易卡住動彈不得」。經過三四個月的修復，這件西洋鐘錶得以重新轉動，後在故宮鐘錶館內展陳。

「最大的成就是讓一件件殘破的古鐘錶恢復到原狀，讓觀眾看到這些文物修好後完整、動態的樣子。」王津說。故宮現藏的古鐘錶1500餘件，從業四十餘年，他修復過瑞士銅鍍金鳥音魔術人鐘、英國銅鍍金象拉戰車樂鐘等各類鐘錶數百件。

「有的鐘錶可能一生就只見一面」，王津語氣中帶些許遺憾。2019年，故宮鐘錶館改陳，他修復的那件木樓鐘便被撤下，轉至庫房存放。而這正是文物修復工作的特殊性所在——很多心血之作都是國之珍寶，修復後便難以與之再見。

早些年，由於條件有限，故宮古鐘錶修復後大多經過簡單記錄就放入庫房。如今數碼技術的進步使每件文物都能擁有專屬「電子檔案」。故宮古鐘錶修復室建立了嚴格的檔案制度，詳細記錄古鐘錶的基本部件和修復前中後的形態等信息。

故宮古鐘錶修復仍堅持傳統技藝。從老先生那一代起，一直用煤油為古鐘錶除鏽，雖然現在已有更先進的清洗劑，但王津和他的團隊擔心其腐蝕性會對零件造成不可逆傷害，仍然堅持用煤油清洗。

不過，3D打印技術得到了修復師們的青睞。「原來補配零件很麻煩，現在可以掃描後打印出來再翻模，做出來的配件非常準確」。但王津強調，文物修復遵循「最小干預」原則，「在能不配的情況下，絕對不能更換」，因此大部分工作仍依賴手工完成。

從老一輩修復師們到王津，故宮古鐘錶修復經歷三代師徒相承。現在，王津所在的鐘錶修復室可謂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同堂。令他欣慰的是，新生代修復師們各有所長。他介紹，有位2017年轉入修復室的年輕人，原本是做視頻出身，後來迷上鐘錶修復，「現在我們的很多記錄都是年輕人來拍，更專業了」。這種跨界融合為古老技藝注入了新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耳濡目染下，王津的兒子也子承父業，成為頤和園的鐘錶修復師。

故宮的古鐘錶聲名遠播，時有「出差」亮相機會。2004年，為慶祝澳門回歸五週年，故宮鐘錶展在澳門舉辦。「160多件鐘錶，6輛大集裝箱車從北京全程開過去。」王津回憶。故宮在香港舉辦過多次鐘錶專題展。去年，受英國阿爾伯特博物館邀請，23件故宮古鐘錶珍品赴英國展覽。

2014年，古鐘錶修復技藝被評為中國國家級非遺項目後，故宮聯合瀋陽故宮博物院等多家中國內地博物館成立了「古鐘錶聯合修復室」。最近，王津和徒弟們經常輾轉於北京、西藏兩地，對西藏博物館館藏約200件古鐘錶進行修復。目前，他們已修復40余件，計劃明年舉辦展覽並出版圖錄，「讓更多人看到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2016年，內地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熱播，讓王津意外成為「故宮男神」，他還憑借此片獲得了美國休斯頓電影節傑出貢獻白金獎。但他謙遜地說：「觀眾關注我，還是因為我修的鐘錶吸引了大家。」

對於故宮百年大展，他建議觀眾關注專題展覽，「9月底到10月期間，肯定會一票難求」。作為退休後返聘的「老故宮人」，王津最大的心願是「做好自己工作，把該傳承的傳出去」。

他期待即將修繕的養心殿和正在建設中的故宮北院區的開放，「故宮北院區是現代化展廳，建成後大家將看到大量文物展出」。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從傳統修復到現代傳承，王津用48年守護故宮的時間記憶。

這份堅守，恰如他修復的古鐘錶，在時代變遷中持續發出沈穩而清晰的鳴響。「故宮博物院的第一個百年，故宮走入公眾走入民間，我作為修復師也有幸參與其中，希望故宮博物院下一個百年更好。」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