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6日，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副主席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訪華期間，與時任中國外長喬冠華與行會談，達成中歐建交共識。中方向索姆斯表達了對一個「強大而團結的歐洲」的支持，認為這樣的歐洲有助實現世界和平。

中歐建交50週年，深陷焦慮的歐盟：

會談後，抱病在身的周恩來總理會晤了索姆斯，中歐正式建立貿易合作伙伴關係。

本身是英國保守黨政客的索姆斯，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女婿，訪華結束後回到布魯塞爾，跟歐洲夥伴們滙報中國行成果，有說索姆斯當時叼着一支粗雪茄，不慌不忙的說，「他們邀請我們的時候，我們還不清楚他們只是想瞭解情況，還是打算開誠布公地探討問題。我與中國外交部長進行了一次長談，隨後他提出建議，中國政府希望向歐洲共同體派駐一位大使。」

這正是冷戰及美蘇對峙的時代背景下發生，歐盟還未是歐盟。作為經濟共同體，歐共體對於中國的興趣固然是集中於經濟領域。當時成員國有9個，包括西德、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英國、丹麥及愛爾蘭。

至於中國，正是外交關係爆發式發展的時候，但改革開放都還未開始。當時的中國，經濟規模只約法國的一半，直到中歐建交三年後的1978年，中國方迎來「改革開放」的起點。同年，中歐正式簽訂首個貿易協定。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全面推動改革開放，這項中歐協議涵蓋農業與農村發展、科技與工業合作、能源、環境議題及職業培訓等領域。

中歐建交之時，貿易額僅為24億美元，過了50年，如今已經達到7800多億美元，增長327倍。中歐雙邊貿易額，幾乎與歐美的貿易規模持平。那時，歐共體的GDP大概是1.47萬億美元，中國則只有約1630億美元。但如今，中國2024年的GDP為18.8萬億美元，歐盟27個成員國加在一起是19.9萬億美元，不相伯仲。以名義GDP來說，中國已超越歐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有望達到30%。

互惠互利的雙贏局面

回溯上世紀60年代，法國第五共和國時期，外交出現重大改變化。第四共和時期法國奉行親美外交政策，對新中國採取不承認的態度，亦經常把中國跟蘇聯相提並論，但到戴高樂的第五共和時期，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張外交走向應以國家利益為先，而不是意識形態。在1964年，法國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當時為國際社會帶來震撼之大，被稱為「外交核爆」。

法國率先與中國建交，為美國，以至歐洲立下前例。而且，中國當時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需要透過外交去找更到更多的朋友，富有而強大的歐洲當然最為重要。對中國而言，在歐洲有重大影響力的法國，就是中國對歐洲大國開啟外交大門的一把鎖匙。對於戴高樂敢於與華建交、未及來華訪問已然猝逝，在中國歷史記載上對這位法國將軍滿是愛戴與感慨。

與歐洲建交，對於中國及後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更是不言而喻，歐洲同樣從中國做了大量的生意。從初期合作階段，中國從歐洲學到很多技術，尤其像德國一般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成為了中國製造業的「老師」。

由抄襲變師傅

最為人樂道的例子當然是汽車製造，昔日的中國工程師要靠拍照，或者拆解，模仿德國汽車。英國媒體《金融時報》4月便報道，20年前，德國工程師常常拿着他們的中國合資夥伴展示的新車原型開玩笑，指都是從德國車型的廣告複製出來的，一位德國工程師就話，中國工程師根本無自己的想法，只係會抄襲。

但，這位德國工程師最近收到了一份他的公司希望開發的未來汽車操作系統的「願望清單」，清單的內容竟然與中國電動車製造商所推出的功能如出一轍。

歐洲的汽車行業現在也在尋求利用中國的專業知識，與中國的競爭對手合作，以防自身在核心領域（軟件、電池和自動車系統）落後，這些領域將推動汽車產業的未來。大眾汽車 （Volkswagen）、平治（Mercedes-Benz）、Stellantis和寶馬汽車 （BMW)）都與中國集團簽訂了協議，以獲得技術。

從上述的數字提到，中國在經濟規模上已超越歐洲成全球第二。而且未能忽略的還有中歐與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1975年中歐建交的時候，歐共體的名義GDP的約1.47萬億美元，美國大約是1.69萬億，兩者頗為接近，共同主宰着全球經濟貿易。

過了50年後，美國的經濟實現飛躍式成長，2024的名義GDP已達到30.5萬億美元，中國及歐盟分別約18.77萬億及18.59萬億。這不單突顯出，中歐跟美國經濟總量仍有巨大差距，而是，儘管已擴張到27個成員國的歐盟，這名昔日「老二」並沒跟得上「老大」美國的成長。

50年前的歐洲尚可算是與美國分庭抗禮，歐盟的經濟發展令人艷羨，由波羅的海、巴爾幹半島，遠至土耳其都想過加入歐盟。在過去20年，歐洲的確面臨重重波折，2008年的金融海嘯引發的歐債危機，令歐盟經濟實力持續被削弱，動摇經濟一體化的核心理念。好不容易走出了歐債風暴，中東北非難民問題促使民粹主義抬頭，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再受巨大挑戰——最具經濟實力的英國，在成為歐盟成員國近50年之久後退出歐盟，「疑歐」與「脫歐」情緒繼續在歐盟內部大國之間蔓延。

接着數年再經歷新冠疫情、俄烏戰爭引爆的能源格價暴漲，再緊接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保護主義政策、大額關稅，為歐洲企業帶來空前未有的考驗。而北約防務問題的不明朗，歐盟成員國對於重組防衛力量，既非不想，卻力不從心……種種問題都促成了今天焦慮、迷失的歐盟。

歐洲在二戰後，防務開始抑賴北約，一直減少國防方面的投入，隨着蘇聯結束後更是安心坐享「和平紅利」，很多歐洲國家更是大刀闊斧地削減軍事開支，例如德國，由1989年佔GDP的2.8%跌至2000年代的1%。數十年來專心拼經濟的歐洲，工業與工程技術實力是最強的底氣。但近年面對中國在汽車、高端製造業等核心產業上的超前，中國已不只被歐洲視為合作夥伴與競爭者，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更發布了對華政策文件，首次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制度性競爭對手」，歐盟對中國立場由此發生了全面轉變，引發中方不滿。

儘管數據上的樂觀，中歐貿易額再創新高，歐盟對中國的「三重定位」是令雙方合作夥伴關係變得含糊而且複雜的。2021年，歐盟又以新疆維吾爾人問題對北京施加制裁，持續以人權問題對中國施壓。

對於中國，如今的歐盟盯緊的兩大痛點，就是進口電動車等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第二個痛點是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中國未有向俄羅斯施壓，認定中國為俄羅斯的侵略行為撐腰。

另一個問題是，如今的歐盟亦是一個深受意識形態綑綁的政治機構。就算面對特朗普的嚴苛、不講道理的關稅；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2月14日）上的當面訓話，歐盟政客似乎仍是口硬心軟，口裏說要作出關稅報復，但心裏希望美國早日浪子回頭。始終深信美國才是自由民主陣營的鐵杆盟友。然而，中歐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難道會比50年前建交之際的冷戰時期更大嗎？

即便在中歐建交50周年之際，歐盟領導們仍不懈於「抗衡中國」。就在24日中歐領導人峰會前夕，歐盟委員會近日宣布，限制中國企業參與超過500萬歐元的歐盟醫療器材招標計劃；接着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在會見中方官員時，以強硬姿態要求中方停止對俄物資援助，並敦促全面調整經貿合作方案。

中國亦還以顏色。7月6日，中國財政部宣布，當政府採購預算超過4,500萬元的醫療器材工程時，若需採購進口產品，將排除歐盟企業參與。再到近日，歐盟宣布在第18輪對俄制裁中將7個中國或香港實體列入清單，當中包括兩間中國銀行，中國商務部22日就此提出嚴正交涉。歐盟領袖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與科斯塔（António Costa）在24日於北京出席第25次中歐峰會，領導人會面氣氛突兀。

歐盟的痛苦在於，面對行為上不是盟友的特朗普政府，已勢成水火的俄羅斯，歐盟對於並戶的中國，態度又充滿忌諱、瞻前顧後，更莫說要重新追趕美國。這樣的歐盟恐怕會在G2世界格局中被邊緣化，中國始終希望一個團結、堅持合作與對話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