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網文狠批「農村的殘酷」 村民「衣食足」卻有待「知榮辱」?

撰文:趙觀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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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領導層舉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重申要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問題,目標是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然而在「倉廩實」和「衣食足」之外,農村在部份國民眼中,似乎呈現各式各樣的陳規陋習,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由小康溫飽的生活中,發展出遵行現代社會所需的「榮辱禮節」。

被指「誰大誰惡誰正確」情理法不分

根據2019年最新近數字,中國農村人口為5億5162萬左右,他們居住在大江南北至少數以十萬計的村落之中,彼此之間的物質水平和生活條件可以相距甚遠,尤其是不少東部沿海農村早就已經「衣食足」和「倉廩實」,乘改革開放的機遇步上工業化的道路,水電基建不缺乏,也有相當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然而那些困擾貧困村落的問題,仍是在這些小康地方纏擾不去。

早前內地流傳一篇網文,題為〈農村的殘酷,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開宗明義是「略帶偏見」地描述山東老家所見,文中表明當地「小工廠遍地」,「算是比較文明開放的沿海村子」,但生活習慣、婚喪習俗和社交人情等仍有許多「積弊」,概括而言則是村民愛佔便宜、講是非、傳謠言、擺派頭、小心眼等等,加起來的效果不單是引起不必要的爭端和浪費,更阻礙地方政府的施政效率。

不過最離譜的還是,作者筆下的農村依然是情理法不分,兼且「誰大誰惡誰正確」,連警察都看人多勢眾一方的眼色行事,遑論要秉公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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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看法固然一如他所自認,是帶有偏見的,但作為農村出身的觀察者,他至低限度展示出一點:儘管「倉廩實」和「衣食足」,要真正改變農村陋習積弊,賺多些錢安居樂業是必要條件,但遠遠不是充份條件,此因如社會組織的「本」一天不變的話,風俗習慣的「末」還是會持續下去。

黑幫加入中共「由黑染紅、以紅護黑」

同樣是在山東,官媒在2018年就曾報道過一宗貪腐案例,詳盡展示農村「有勢力人士」如何完美吸收改革開放成果,而不是改革開放瓦解「有勢力人士」對農村政經權力的把持。

綜合官媒報道和官方通報,山東煙台西泊子村前村委會主任朱永君網羅「社會有前科劣跡人員」,逞強鬥狠、肆意滋事、搶佔地盤,控制當地海產養殖品購銷市場,且為攫取巨額利潤,先後成立多家公司,涉足多個行業,通過威脅、恐嚇、暴力、假借合同糾紛、強迫交易等手段,控制資源、壟斷市場。

尤有甚者,朱永君還成功申請為中共黨員,並通過安排飯局、請客送禮、威逼利誘等方式,扶植其黨羽選舉村幹部、加入中共組織。由2014年11月至2017年10月案發,其黨羽已有6人同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5人兼任村委會主任)。山東省紀委直指此舉為「由黑染紅、以紅護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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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君可不是孤例,只要隨便搜索瀏覽一下相關主題,就可以發現官媒近幾年不斷揭發「紅黑莫辨」的現象,這些報道的敘事框架大致如下:農村潛藏許多「宗族勢力」和「黑惡勢力」,有權有錢有勢,剝削平民魚肉百姓,連外來地方幹部都迫於或樂於充當「保護傘」,有著數齊齊分,當中部份「有勢力人士」更加光明正大地加入黨政機關,可以大條道理地以權謀私。

移風易俗需「鬥爭」也需「賦權」

由第一步開始,官方當然要率先整頓轄下黨政機關,近年中共反腐經常說要「老虎蒼蠅一把抓」,並且在「最後一哩路」上,打掉「保護傘」和「掃黑除惡」,均是旨在於基層行政入手,動搖地方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然而單憑「鬥爭」個別人物是不足以成事的。

這些「有勢力人士」之所以能長年坐大,毋庸諱言是由於地方政府有所依賴,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求迅速有效地招商引資,將清拆收地建廠募工等事項「外判」給這些豪強,時至今日若果要更弦易轍,恐怕不得不動員更為龐大和專攻農村工作的幹部隊伍,摸索出替代機制,而中共去年便推出《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相信就是有意朝此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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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有勢力人士」的權威以控制地方資源為基礎,所以官方如欲騰籠換鳥,就不得不協助個體戶以達致「經濟賦權」,這樣村民們才可以擺脫豪強的操弄。對此以內地互聯網經濟之發達,電商企業之蓬勃,大可仿照「脫貧攻堅」的方法,一方面是利用網絡平台推銷產品與景點,另一方面是導入科創巨企的技術、知識和人才,在「經濟賦權」上為個體戶度身訂造適切方案。

可是即使整頓吏治和發展網絡經濟,要改進農村生態也不一定能一勞永逸,一則「有勢力人士」還是坐擁組織力量,必要時可轉化為武力,二則替換上去的幹部雷厲風行地改革,有時是過猶不及,例如去年山東「合村併居」爭議所見。

對於此等「由上而下」的偏差,官方也許對農村的「賦權」要更進一步,給予更多「吐苦水」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機制,官媒、自媒體和網上論壇都可以發揮相當作用,如此方能從根本上改變「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權力習慣」,培養出理性衡量公私利弊的討論空間,真正達致「知榮辱」與「知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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