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全球化和開放造就中國　改革開放沒有理由變︱專家有話說

編按：全球研究學者、有「習近平的經濟國師」之稱的鄭永年認為，全球化和開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國，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中國的快速城市化，促進了西方技術在中國的廣泛擴散與應用，促進了民營企業的崛起，釋放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授權《香港01》轉載文章。以下為文章全文。

今天，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局勢劇變，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全球化快速地轉型成為逆全球化，並且搞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也正是往日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過去，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兩種互為依賴、互為強化的力量。正因為如此，中國在短短的四十年間走完了西方主要國家大概一個半世紀的發展進程。

但是，這個局面今天不再存在。西方不僅搞逆全球化，而且花大力氣和中國搞脫鉤，藉此來圍堵中國的繼續崛起，甚至中斷中國的現代化。

西方的逆全球化對深度嵌入世界經濟的中國經濟產生著深刻的影響。面對西方的壓力，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也高漲起來，對西方進行以牙還牙式的反擊。也有人開始懷疑中國的開放政策，對「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政策進行錯誤的理解，認為外循環不重要了，國家應當盡快轉向「內循環」。甚至也有人開始從學術上為明清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正名。

儘管這樣那樣的情緒是對西方的反應，很容易理解。但如果對外在世界變化的反應過於激烈，非理性情緒過度高漲，必然加速中國和西方的脫鉤進程。一旦「閉關鎖國」被視為是一種正確的意識形態，那麼從歷史經驗看，中國有可能再次關上大門。歷史沒有必然性。認為開放是歷史的必然，那麼就會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大錯特錯的。

我們認為，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改革進程是開放所塑造的，過去數十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開放造就的，過去數十年的歷史是開放所引領的。今天當我們面對國際環境大變局的時候，不僅沒有任何理由改變我們對開放的信仰，在西方搞逆全球化的時候我們反而要堅定開放的信仰，讓開放繼續推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讓開放繼續塑造國家經濟的未來，讓開放引領我們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開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近代以來，因為工業化、技術的擴散和思想的傳播等因素，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關聯度越來愈高。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全在封閉狀態下發展起來的經濟體。經驗地看，越是開放的國家，它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能實現可持續發展。1980年代，我們總結了血的歷史教訓，得出了「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結論。這個結論可以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一些人經常引用重商主義來論證封閉與發展的正相關關係，但這是有很大的問題的。儘管除了最先發生工業化的英國，大多數國家在早期發展階段都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重商主義，但重商主義的目的不是「不開放」，而是為了更好的開放。重商主義的實踐在於本土企業的培養。

必須指出，在實行重商主義的階段，各國也是努力向更為先進國家學習的。例如，較之英國，歐洲大陸國家和北美國家都屬於後發展國家，因此後者一方面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努力向英國學習。通過學習扶植了本土企業，等本土企業有了一定的競爭能力，再向發達國家開放。同時，在重商主義階段，這些國家也是向較不發達國家開放的，即對那些擁有較少競爭力的國家開放的。

開放促進發展，不開放導致落後，這一點比較一下冷戰時期的美國集團和蘇聯集團便不難理解。蘇聯集團實行計劃經濟，關起門來自己創新。儘管在冷戰早期，蘇聯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最終仍敗給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更應當指出的是，早期蘇聯所取得的建設成就和來自西方的技術也是分不開的。近代以來俄羅斯一直是努力想和西方融合的，其精英統治集團很少排斥西方。

蘇聯集團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開放。在不開放的狀態下，無法形成一個自由流通的思想市場，沒有思想的交流，就沒有思想的創新，久而久之造成了僵化。同時，沒有開放就沒有商品市場，無法實現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包括人才）的流動。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最大特點就是開放。

開放的狀態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思想市場，不同思想互相碰撞，促進了創新。同時，開放意味著形成商品市場。這個市場不僅存在於西方國家之間，隨著資本、技術和人才向非西方國家流通，這一市場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就是在冷戰期間被吸納進西方市場，從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開放條件下，我們成為了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全球化和開放互相促進，互相強化。可以說，是全球化和開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國。具體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全球化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1980年代初，中國還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正是通過改革開放，中國才能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封閉市場發展成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從「無產階級」社會發展成擁有4億中產規模的全面小康社會。

過去的40年，我們消滅了絕對貧困這一困擾中國幾個世紀的現象，中國8億人口脫離絕對貧困對世界扶貧的貢獻達到80%以上。無論是第二大經濟體、4億中產、8億人口脫貧，還是人均GDP從不到300美元增長到1.2萬（2021年底）美元，任何一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取得的成就都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但是我們需要意識到，如果沒有開放、沒有全球化，我們很難取得這些成就。

第二，全球化推動了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四十年前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而今天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約2000萬人口的一線城市。東莞在80年代也只是一個幾百萬人口的縣級城市，而今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之所以說全球化推動了城市化，是因為城市化不僅僅是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城市化必須與工業化相輔相成，是以產業為支撐的。沒有產業的城市化只是空洞的城市化，即所謂的「有城無市」。

深圳、東莞、廣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化與全球化密切相關。但我們應當注意到，全球化也有負面效應。珠江三角洲城市帶的崛起，正好與美國80年代起的以底特律為核心的「鐵鏽帶」的衰退同步，而在此之前，美國五大湖地區的汽車工業非常輝煌。全球化會在全球範圍產生了一個拉平現象，由此可能導致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而當一個城市的產業流失了，那麼這個城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這既是美國的教訓，也應當是我們在繼續全球化過程中需警惕的。

第三，全球化促進了西方技術在中國的廣泛擴散與應用。全球化的意義就是資本、技術、人才和勞動力等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地流動。我們應當承認，全球化使得我們可以大量應用來自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技術。珠江三角洲僅僅在幾十年內便成為世界製造業的基地，這和西方技術的擴散是分不開的。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我國的產業發展主要來源於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技術應用。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80年代以來的「中國製造」與80年代以前的「德國製造」、「美國製造」、「日本製造」是不同的概念。80年代以前，「德國製造」等指的整產品的製造。而80年代以後的「中國製造」並非是指整產品在中國製造，而是「中國組裝」——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部件在不同的經濟體生產後運到中國，再在中國進行組裝，然後出口銷往全球。全球化細分了產業分工，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形成，這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第四，全球化促進了民營企業的崛起。中國的民營企業有幾大來源。第一個來源是198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過渡到市場經濟時產生的第一批民營企業家，當時被稱為「萬元戶」。第二個來源是1990年代從國企改製過來的民營企業。當時中國為了加入WTO，在時任總理朱鎔基的推動下，國家把大量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進行民營化，從而成為民營企業的第二大來源。第三大來源與外資有關。

鄧小平先生「南巡」後外資開始大量進入內地。由於國有企業制度上的限制，大部分進入中國的外資更願意與中國民營企業合作，這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五，全球化釋放了中國的人口紅利。經濟學家經常認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應主要歸功於中國的人口紅利。但這種看法並不確切。經驗地看，並不是每一個有人口紅利的國家都能取得經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人口紅利可能更多，然而人口紅利無法釋放，便無法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8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正是因為當時的經濟發展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後，全球化帶來了大規模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人口紅利才真正得到了釋放。

作者背景：

鄭永年為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長年致力於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其學術研究在理論界和社會傳播領域受到關注。鄭永年因在2020年出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為十四五規劃獻言獻策，而被外界視為習近平的「國師」和「智囊」。

本文研究和寫作得到了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研究員易達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