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世界將變成「一國一網」?開放的互聯網終只是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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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港版國安法的落地有可能會給國際科技公司帶來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麼使其服務適應新條款並監控其內容,要麼拒絕這樣做,但面臨法律訴訟的風險,甚至可能不得不離開香港。

在科技公司的難題背後,卻隱藏着一個更大的謎題,也是我們所有人都要關心的問題:互聯網,被其創造者視為一種徹底開放和中立的技術,是否符合世界的現實?全球互聯網是否正在分裂成兩個不同的網絡?

要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情況,不妨從互聯網的創造者的原來想法開始,追溯互聯網短暫而動盪的歷史。

互聯網與「基本的開放性」

最早的計算機網絡之一是美國國防部委託的項目,即ARPANET項目。不過,互聯網遠非一個國家的項目:萬維網(World Wide Web)的核心元素,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傳輸控制協議和網際網絡協議(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and internet protocal, TP/IP)、超文本(hypertext)等系統,都來自於一批跨越美國、英國、法國和瑞士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小組

互聯網的設計將網絡的權力和功能置於其邊緣,掌握在終端用戶手中。
互聯網共同創造者瑟夫(Vint Cerf)

這些互聯網先驅們對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開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

這個說法來自於TP/IP系統的共同創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題為《開放的互聯網》(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瑟夫解釋互聯網如何不同於以前的集中式系統,如有線電視網絡。

作為一個「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聯網不是為任何特定用途而設計的。瑟夫表示,「互聯網的設計將網絡的權力和功能置於其邊緣,掌握在終端用戶手中」。網絡應用的用戶和生產者決定如何使用它們,而不是網絡本身,網絡對其傳輸的內容漠不關心。

2005年1月15日互聯網的部分地圖。節點代表IP位址,節點之間的線的長度代表這兩個節點之間的延遲。 (opte.org)

從這個角度看,互聯網是「技術中立」的完美典範:它不做任何事情,只是「促成」。而這也是它最初的理想:在這裏,人類的知識可以自由地儲存、分享和成長。

開放互聯網的第一個挑戰者:商業

當互聯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及後,這個理想很快受到了挑戰,但它的第一個對手不是軍隊或政府,而是那些開始建設和供應互聯網的網絡的公司:互聯網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很快就意識到,保持不斷增長的網絡的「中立」不符合它們的商業利益。如果人為地控制用戶的網絡速度,它們就可以為更快的網速收取更多的費用。因為看netflix或與朋友Skype使用的數據比閱讀維基百科的文章要多得多,所以服務供應商也樂得向那些需要更高帶寬的用戶收取更多費用。

問題是,這違背了互聯網最初的設計,即網絡僅供傳輸數據,不用知道數據的內容,服務不應按用途來提供的。這一原則被稱為「網絡中立性」(net neutrality),是美國社會政治上和法律上一直辯論的一點。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推翻了奧巴馬時期的「網絡中立性」規則,允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某些情況下控制它們提供的速度,進一步激化了這場辯論。

「開放4%」:互聯網的「守門人」

通過Google,你能找到的網站只佔互聯網所有內容的4%。

近年來,除了服務供應商對互聯網的影響,新興科技巨頭的出現,也帶來了新的危機:就是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的「把關」作用。

原則上,互聯網是一個自由的網絡:任何人只要能連上互聯網,就可以輸入網站的網址,訪問自己想要的內容。然而,在實踐中大多數人並不是通過網址來訪問網絡,而是通過瀏覽器、搜尋引擎和社交媒體應用來訪問網上的內容,這三者合起來就形成互聯網的「大門」。

因此,那些提供熱門瀏覽器、搜尋引擎或社交平台的公司也就變成互聯網的「守門人」,他們自我標榜的「開放」也並非現實。可以想想:通過Google,你能找到的網站只佔互聯網所有內容的4%:據估計,互聯網96%的內容存儲在「深層網絡 」(deep web)上,而「深網」這個稱呼只是指所有不被搜尋引擎索引的網站。

另外,像Facebook或TikTok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對互聯網的開放性帶來了另一個挑戰。通過對人類自然的社交衝動的濫用,這些公司的推薦算法不僅決定我們屏幕上出現的內容,還決定我們所接觸到的人、想法、產品和政治意識形態。

互聯網的「基本開放性」也愈發像是天真的烏托邦主義。

因為這些算法的目的是通過廣告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所以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內容,既受我們自己的偏好所影響,也是由任何有足夠資金支付社交媒體公司的人或組織所支配的。在「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和政治癒發極端化的時代,互聯網的「基本開放性」也愈發像是天真的烏托邦主義。

這也引發了另一種擔憂:互聯網受到的衝擊,不只來自商業,而也有政治。

一國兩網?

言及至此,我們終於可以回到香港了。

當政府和安全機構被允許訪問並節制網絡內容,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進一步挑戰了「互聯網被用戶治理」的想法。

雖然像Google、Twitter或Facebook這樣的大科技公司現在已經宣佈暫停對香港當局提供數據,但這只能是暫時的解決辦法。從長遠來看,它們將不得不做出決定:要麼遵守新規則,要麼徹底離開香港市場。

港版國安法針對互聯網管理的新增規定,理應是出於遏制敵對「境外勢力」的考量,但不乏有些評論者認為,這意味着我們所熟知的互聯網環境在香港正在發生變化,並變得更接近中國「防火長城」牆內。目前,某些外國科技公司已經擱置在香港未來的投資計劃,其他公司也在考慮將員工撤出,讓這些評論者擔心香港的互聯網很快就會變成「一國一網」。

互聯網的開放與國家主權

香港是互聯網的未來的標誌嗎?美國政壇似乎認為是: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準備的一份題為「新老大哥:中國和數字威權主義」(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報告7月21日宣佈。

報告指出世界上幾個試圖對互聯網實施類似中國防火牆系統的國家,並警告說:「如果中國繼續完善數字威權主義的工具,並能夠在國內和國外有效實施,那麼中國而不是美國及其盟友將塑造(全球)數字環境。」

然而,這種似乎認為「美國是開放互聯網捍衛者」的報告,與最近的另一則新聞形成鮮明對比:法國和德國最近宣佈,歐盟計劃建立歐洲大陸自己的數據存儲系統「Gaia-X」,旨在提供不依賴美國科技巨頭的互聯網空間......並避免美國國家安全局龐大的數字監控計劃。

與美國報告所言相反,世界互聯網並沒有「新冷戰」式的「開放」對壘「封閉」。相反,互聯網的「基本開放性」本來就在全球範圍內面臨經濟保護主義和各國主權的嚴峻現實。

一個世界,一百個互聯網

於此,我們所面臨的前景或許是「一個世界,多個互聯網」。換句話說,是「一國一網」:每個國家通過各種限制塑造自己想要的互聯網。就像其他公共產品如水一樣,或者其他通用技術如電一樣,互聯網的主要監管機構仍然是國家。無論它們創造者有什麼樣的理想,水和電網是國家建設和控制的,也是國家決定其境內的互聯網應該受到怎樣程度的監管,保持怎樣的開放或封閉程度。

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世界,然而,我們現在也意識到,互聯網正在被世界改變。

有人會宣稱,這違背了互聯網的設計初衷,會令互聯網逐漸沉寂,成為一潭死水。但實際上,即使是世界上管制最廣、最深的中國「局域網」,竟然也在防火牆內讓數字經濟充滿活力,迸發着活躍的社會討論,甚至包括關於技術中立的深思熟慮

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們了解世界的窗口。人類有史以來首次可以將所有知識集合於一起。更實際的說,它是我們能找到知識、娛樂、工作、甚至是愛情的地方。

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世界,然而,我們現在也意識到,互聯網正在被世界改變。

這台NeXT計算機被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伯納斯-李使用,並成為世界上第一台網絡伺服器。(維基百科公共領域,Coolcaesar)

互聯網的「開放與封閉」之爭,並不是與所謂「基本開放性」有關的簡單技術問題,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它都不完全是「開放vs.封閉」的問題,也可以被視作「自由vs.穩定」。互聯網的開放性取決於技術與社會的互動,技術能帶來新的可能性,而社會為這些可能性提供了結構,並對其加以限制。技術開闢新的商業機會和政治行為,但社會格局則決定哪些機會或行為會被支持,哪些會被限制。

「萬維網之父」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曾提出,互聯網的問題不能歸咎於一個政府或一個社交網絡。相反,互聯網需要的是「網絡契約」(a contract for the web),一種類似於《海洋法》或《外層空間條約》的集體努力,它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共同點,在此基礎上繼續建設可能是人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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