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以來，中美高層開啟了一輪密集互動。

9月9日，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應約同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Pete Hegseth）視頻通話。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

9月14日至15日，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以及貿易代表格里爾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會談。

與此同時，美國眾議院方面傳出消息，眾議院兩黨代表團將於本月晚些時候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如果成行，這將是自2019年以來美國眾議員首次對華進行此類訪問。中美高層近期如此頻繁地積極互動，是在釋放甚麼信號？雙方如何打交道，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實質問題？接下來中國關係會如何發展？取決於哪些關鍵變量？

圍繞上述問題，觀察者網獨家對話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全面解讀當下中美關係。

問：前兩天剛剛結束的中美馬德里會談，雙方事後都用了一些比較積極的詞彙對會談作了評價，您是怎樣解讀這次會談的？尤其是美方的會後表態，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在TikTok問題上，中方立場強硬（very aggressive asks），您對此有何分析？

吳心伯：我認為本次中美馬德里會談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在此之前，中美已談了三輪，主要圍繞關稅問題展開。這次不僅談到了關稅，還談到貿易和投資等問題，談判範圍擴大了。比如說TikTok問題，本質上是中國在美投資的問題，前面三場都沒談，這是一個變化。

其次，這次談判應該是在為接下來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相關協議做準備。美方認為中方提出的建議比較aggressive（強硬）。我的理解是，中方希望推動美方與我們相向而行，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更具實質性的協議，而不是僅僅侷限於一兩個問題。

應該來說，目前我們看到的談判效果還是不錯的，雙方應該大致形成了一種sense（理解判斷），接下來要看能夠在多大範圍內達成諒解。現在看起來，框架已經有了，當然接下來需要把一些細節和具體內容談好。

問：與今年中美前三次會談不同，這次馬德里會談，雙方會談後都集中提到了TikTok，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雙方似乎都覺得已經為妥善解決TikTok相關問題找到了新的途經，並達成了基本框架共識，之後美國媒體也就這個話題做了許多解讀，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TikTok問題如果獲得解決，您覺得對未來中美兩國經貿關係及其合作有何意義？

吳心伯：在TikTok的事情上，此前中美雙方在政府和企業層面經過了激烈地交鋒。到這次會談的時候，我想雙方都有意願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達成了一個基本的框架協議。

中方在基本原則問題上不會讓步，包括保護中國企業的利益和其中涉及的國家安全利益。美方不得不接受現實，在有些問題上做出讓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雙方的立場都有所調整，美方得到的東西比他們預期的要少，中方在一些方面顯示出了一定的靈活性。

如果TikTok問題得到解決，將對中美經貿關係，特別是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環境產生積極影響。它將作為一個信號，傳遞出美國對中國在美投資的態度，尤其是對訊息技術和社交媒體領域的投資態度。這個問題解決之後，有助於推動美國對中國在美投資的相關政策做出調整，這就是其意義所在。

問：芬太尼是中美經貿關係中的又一重要話題，美國以打擊芬太尼為由，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了20%關稅，美國政府為何遲遲不願調整這部分關稅？這次馬德里會談後，您覺得會不會出現轉機？

吳心伯：很明顯，這20%的關稅從一開始就是美國在芬太尼問題上向中國施壓的籌碼和槓桿。當時特朗普講了，如果芬太尼問題解決了，這20%的關稅就可以取消。現在他認為，中方在芬太尼問題上採取的行動仍與他的要求或預期有一定距離，因此遲遲不願取消。

不過，我感覺，現在雙方都在朝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向努力，因此可能在不太久的將來，這20%的關稅是有望被取消。

芬太尼問題不僅涉及經貿領域，還關係到雙方在執法領域的合作，因此並非純粹的經貿議題。我們看到，最近雙方的接觸已經超越經貿領域，擴展到國防、外交等領域。要解決芬太尼問題，中美兩國的執法部門必須面對面坐下來，討論合作方式。

其實在拜登時期，中美兩國在芬太尼問題上建立了合作機制，併發揮了作用。但特朗普上台後，將其擱置一旁，直接用關稅向中國施壓，這種方式當然行不通，最終美國還是需要坐下來和中國談。

問：今年以來，也就是特朗普這個任期以來，中美已經展開四輪經貿談判。您怎麼看這四次經貿會談的議題、節奏和進展？雙方有沒有找到合適的路徑來解決彼此存在的問題？

吳心伯：我認為，前三輪會談總體圍繞關稅戰問題展開，包括美方加徵關稅，以及美方關心的中國恢復對美稀土產品出口等議題。這些都與關稅戰緊密相關，討論的議題有限，範圍也比較窄。

第四輪會談擴展到關稅以外的問題，比如說TikTok就關係到投資議題。我相信，雙方也談了其他經貿領域的問題，如中方關心的美國對華技術打壓、美國對華企業的制裁清單等。當然，美方也向中方提出了其他訴求。

因此，以第四輪談判為標誌，中美經貿談判進入第二階段。前三輪為第一階段，主要圍繞關稅戰，從第四輪開啟的第二階段，中美開始在更廣泛的經貿領域解決雙方關切，尋求達成協議。

接下來，大家期待中美元首會晤，元首會晤必須要有成果出來，那麼經貿領域首先要有成果。因此我認為，接下來雙方在經貿領域的互動節奏會加快、力度會加大。

問：我注意到，這四輪談判的地點都不在中國和美國，而是分別在日內瓦、倫敦、斯德哥爾摩和馬德里舉行。也就是四次都選址歐洲，且在不同國家的不同城市，這是為甚麼？

吳心伯：選擇歐洲作為談判地點，從地理上看，雙方代表團的飛行距離相對對等。歐洲相當於一箇中間點，從技術上來講對雙方都較為公平，不存在一方需長途跋涉。

為甚麼談判一直在第三方國家舉行？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中美經貿談判，雙方國內都高度重視，如果在對方國家舉行或輪流舉行，雙方都會感受到巨大壓力。要讓談判取得進展，應該選擇一個相對超脱、輕鬆的環境。這樣，談判人員不會感受到外部環境的巨大壓力，反而能展現靈活性、建設性和創造性。因此，選一個第三方、壓力較小的地點，往往更有利於談判取得進展。

問：這屆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似乎一直沒有拿出清晰、明確、系統的亞太戰略，您覺得原因是甚麼？

吳心伯：特朗普政府缺乏清晰的亞太戰略，我覺得有幾個原因。首先，特朗普2.0上任以來，其主要關注點仍在歐洲的俄烏衝突以及中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亞太地區並非其優先關注。

其次，特朗普政府內部對亞太政策走向存在不同聲音和想法：一種觀點主張減少在美國歐洲和中東的投入，轉而聚焦亞太，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這是當時拜登想幹的事情；另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應進一步收縮，包括適度從亞太撤出，集中資源和注意力到美洲和美國本土安全。

我覺得，目前還看不出這兩種觀點哪個完全佔據上風，仍處於內部的政策辯論和協調階段過程中。所以昨天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幫辦施燦德也講到，必須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防務戰略報告正式出台，才能確認特朗普政府內部的政策討論基本告一段落，那時候才能看得比較清晰。

問：也就是說，這一屆美國政府的全球戰略也還沒有形成？戰略重心在哪裏還不夠明確？

吳心伯：對。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和特朗普2.0的國家安全決策機制有關。

過去，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機器，在國家安全戰略制定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特朗普上台後，對其進行大幅裁員，好像現在負責整個亞洲事務的只剩下一人。

特朗普認為，他不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出主意，他們只會牽制他，他只要一個執行他決定和意願的機構就行。為甚麼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文件到現在還遲遲拿不出來？人手不夠啊，這是最直接的制約

問：您剛剛講到，美國政府內部有一種聲音是要把美國的戰略中心轉向亞太，如果按照這個戰略方案，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中美經貿問題等重大問題又在其中佔據怎樣的位置？

吳心伯：之前拜登政府就是要在亞太聚焦中國，從他的印太戰略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對中國打「南海牌」和 「台灣牌」，強調在台灣問題上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如果特朗普政府也是這個思路，我們可以預期，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緊張局勢將進一步升級，發生衝突，包括意外衝突的風險也會增大。

在經貿領域，不管美國的亞太戰略怎麼走，對華經貿關係都是特朗普個人的重點關注。在這個問題上，他可能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在和中國搞好總體關係的情況下，通過談判解決經貿問題，這是一個雙贏思路。還有一種可能是，他一方面加大在南海和台海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同時又在經貿問題上對中國提出很高的要求，要中國做出讓步。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經濟和安全領域會產生一種張力，是相互矛盾的。

特朗普覺得自己是個聰明人，如果他足夠聰明，那就應該降低在對華安全牌上的力度，同時積極推進和中國的經濟合作談判，改善雙邊關係，這樣才能更好地處理他關心的經貿問題。

問：特朗普此前曾明確表態，不想和中國起衝突，發生任何戰爭。前幾天，中美兩國防長的通話中也談到了台灣問題，美國防長也有類似表態。雖然美國這樣表態，但還是在不斷地打「台灣牌」，對此您有何分析判斷？在現行狀態下，您覺得美國的對台政策有沒有可能做出調整？如果調整，是拿出誠意與中國相向而行還是兩面三刀與中國背道而馳？

吳心伯：美國的對台政策具有巨大的慣性。長期以來，美國都對華打「台灣牌」，把台灣問題作為其對華戰略、亞太戰略或印太戰略的一個重要槓桿，因此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張牌。

從未來的走向來看，如果美國繼續強化打「台灣牌」，會產生兩個後果：第一，中國將加大塑造台灣問題環境的力度，爭取在台灣問題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掌控能力和主導權。這就意味着，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將逐漸被邊緣化，中方會採用一切辦法強化在台灣問題上的主導權。到一定程度，美國的「台灣牌」就打不成了。甚至不排除在某種情況下，中美在台海發生嚴重衝突。這與特朗普和美國防長「不希望和中國發生衝突」的表態是背道而馳的。

另一種辦法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一個明智的調整，回到美國所宣誓的政策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真正關心的是和平解決，只要關心和平解決，這個事情就好辦，因為中方的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美國只要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這個問題不就和平解決了？中美衝突的風險不也就消除了？

因此，我認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已到了一個需要大智慧和大政治魄力的階段。就像當年尼克松在美國對台政策上的調整一樣，現在又到了一個歷史節點

問：近期，中美高層互動頻繁，防長、外長、貿易代表先後進行通話或會談。雙方的各層級的溝通呈現比較積極和頻密的態勢，您覺得這是在釋放一種甚麼信號？

吳心伯：中美關係今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打關稅戰，不打不相識；第二階段是打打談談，一邊打一邊談；第三階段則是元首會晤。

目前，我們正在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在這一過渡期，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互動顯著增加，包括經貿談判、防長通話、外長通話，以及美國國會議員來訪等。這些交往的目的是為中美元首會晤創造條件、改善氣氛，這些都是在釋放比較積極的信號。

問：您對特朗普這一任期中美關係的變化態勢有何觀察？接下來決定中美關係走勢的關鍵變量有哪些？您有甚麼預判？

吳心伯：這半年多來，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學習過程。一開始，他對中國採取脅迫性的關稅戰策略，打得非常激烈，以為能迫使中國讓步。之後發現此路不通，中國進行反擊，導致美國受傷，於是轉向求和，與中國談判，進入交易階段。從脅迫到交易，這是一個顯著變化。因為談判做交易需要雙方互相讓步，即「give and take」。

再往下走，如果中美進行元首會晤，雙方能否在政治甚至戰略層面達成一些新的重要諒解？這將不僅僅是就某個具體問題談判達成交易，而是在更大範圍內考慮整體中美關係。這要看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此意願和能力來和中國達成這樣一個戰略或政治上的大諒解，我們拭目以待。

接下來中美關係的發展，關鍵變量首先是要處理好分歧。目前，中美之間主要問題是分歧眾多，包括經貿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等等。首先要把這些分歧管控好，逐步減少分歧。然後，在此基礎上，中美能否找到合作領域？通過合作改善雙邊關係氣氛，為雙邊關係發展提供積極動力。這兩點都是重要的變量。

接下來的中美元首會晤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元首外交一方面能為中美前一階段的互動畫上句號，另一方面還要為下一階段中美關係的發展制定路線圖和發展方向。

問：接下來大家都非常期待中美雙方的元首會晤。您覺得要促成這次元首會晤，中美雙方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吳心伯：中美雙方都希望實現元首會晤，我相信雙方也在為此做準備。

首先，經貿問題是關鍵，需要在這一領域要有成果出來。

其次，在一些核心敏感問題上，美方要小心，比如說台灣和問題南海問題。不要這時候在台海或南海引發和中國的緊張甚至衝突，那肯定不利於元首會晤。

問：中美之間要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相互之間的正確認知是非常重要的。您覺得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認知是怎樣的？有沒有存在偏差？如果有的話，有沒有可能糾偏？在哪些方面需要糾偏？

吳心伯：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錯誤認知有兩點很突出：第一，將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對手甚至敵人；第二，認為美國可以通過戰略競爭、遏制或威懾等方式，阻止中國力量的發展，包括阻止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我認為這兩點認知都存在嚴重誤判。

在第一點上，今年中美貿易戰就清楚顯示，現在美國在經貿上離不開中國。比如說，中國不向美國出口稀土，美國很多重要供應鏈就斷掉了；中國不購買美國大豆，美國農業會面臨困境。因此，美國不能將中國定義為主要威脅或對手，實際上，中美之間存在重要利益上的相互依存。中國首先應該是美國的夥伴，其次才是在一定意義上的競爭對手，但絕非敵人。美國必須調整這一認知。

第二點，美國寄希望於通過打壓和遏制來阻止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這越來越被證明不可能成功。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在技術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美國將這種希望寄託在這上面，最終只會導致幻想破滅。包括以為通過軍事威懾可以阻止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也是不現實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正如昨天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所言，中國軍隊已做好準備，絕不允許任何「台獨」分裂圖謀得逞，隨時準備挫敗任何外部武力干涉。從政治意志、決心和能力來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不是美國能夠阻止的。

美國戰略界只有在上述關鍵兩點認知上進行調整，才能推動形成比較合理、可行的對華政策。

問：中美雙方正頻繁互動，怎麼才能更好地相互適應，更有效地打交道並解決實質問題？

吳心伯：從這一段時間的中美經貿談判可以看出，中美打交道想要取得積極和建設性的成果，有幾個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是要平等相待。如果美國不能平等對待中國，談判恐怕都難以啟動，即使勉強談起來，也不可能有成果。

其次，雙方要尊重對方的合理利益關切。雙方都有利益訴求，只要這些訴求合理，都應考慮對方的關切。這在經貿領域如此，在其他領域也同樣適用。

第三，中美關係要處理好，還需不斷建立政治互信。僅在技術層面打轉是不行的。如果政治層面缺乏互信，很多問題就無法處理，也談不出結果。要建立政治互信，包括元首之間的互動與諒解，以及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等，這些都非常重要。

第四，要順利推進元首會晤，雙方需儘快增加兩國政府各個部門的互動和接觸，不能僅限於經貿問題。這包括外交、國防、執法、人文交流，兩國立法機構之間的互動，甚至地方政府和省州之間的互動，這些都需要活躍起來。